实地走访麦德龙，知道山寨酒，还应该知道这些“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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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1907年12月2日，同盟会组织发动的镇南关起义爆发，但因起义军缺乏弹药，起义以失败告终。之后，在清政府的严令下，张鸣岐更注重广西新军编练，即于1908年3月，以广西沿边防御重要，练新军一镇，只能专顾边防，而内地则空虚，特奏请清政府准于广西编练一镇外，拨专款再添练一镇。清政府依陆军部议奏，准予添练一混成协，所需开办费及常年费，由度支部指拨。7月，张鸣岐又在龙州开办广西陆军讲武堂，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一期步兵科毕业生、留桂差遣的湖北陆军步队第四十一标统带官、湖南候补道吴元泽担任监督。讲武堂仿日本士官学校的编制，设有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分甲乙丙三个班，甲、乙班学员面向社会招考，择优录取学员100名，丙班学员从龙济光、陆荣廷两军的将弁中选送，属于带职受训。讲武堂还附设学兵营，学兵300人，都是从各营选拔来的兵士，经训练后再派充新军下级官佐。

讲武堂开办后，吴元泽管理不善，“丑态怪状，罄竹难书”，“学兵营聚众殴官，围贻杀人之事，层见叠出”。对此，学员意见很大，终于在六个月的新兵训练届满前夕发生驱吴风潮，且越闹越凶。

1909年2月，张鸣岐见状急调派蔡锷为讲武堂代理总办兼学兵营营长，从桂林驰赴龙州接任。恰在此时，好友石陶钧、杨源浚、袁华选已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蔡锷便邀他们来龙州协助整理讲武堂。石陶钧、杨源浚、袁华选抵龙后，蔡锷十分高兴，认为“军界得此数生力军，足为前途贺也”，即委任他们为学员队长、教官、测量局科长等职。

石陶钧（1880－1948）

在石陶钧等人的协助下，蔡锷对讲武堂和学兵营分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严伸纪律，将中外司员之不尽职者，悉予黜退。学兵营官长以下概行遣散，另行编组，申儆而教练之。堂营章制，重新厘订，期月之间，壁垒一新，广西陆军实以该堂植其基”。经过撤换官长20多人，裁散兵丁200余人，讲武堂和学兵营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前此各种丑态怪状“不复萌故态矣”，“前此全营出操之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今则适成反比例矣”。经蔡锷一番整顿之后，龙州讲武堂的面貌焕然一新，各项教学、训练逐步走上正轨，学员们精神振奋，学习劲头更足了。讲武堂学员卓锦湖对蔡锷的才华和能力非常佩服，他说：“蔡精明干练，学识渊博。他兼授骑术和军制两课，详明扼要，议论风生，令人钦佩。他的马术之精达到绝顶，能于大跑时在马背上俯身拾起遗地的马鞭，真堪称神乎其技矣。………蔡锷接任总办后，锐意刷新，朝气蓬勃，所延聘的教官如程潜、刘建藩、赵恒惕等均属一时之选，成绩灿然，各方均感满意。”

蔡锷大力整顿广西讲武堂之事，当时在省外也产生较大影响，《申报》曾以《讲武堂宪兵科停办》为题，报道了蔡锷黜退不称职的日本教官之事：

桂省讲武堂宪兵科，创自总办吴元泽，迄今已一年，近因该总办聘来之日本教习学问甚浅，故成绩甚劣。前日蔡总办电禀抚台，辞退该日本教习，拟另聘才学较优之员接充。旋奉抚台电复：将该科日本教员辞退，不须另聘，即将宪兵一科停办以节款项，并将该科学生考验，插入相当之兵学科，等语。现蔡总办已遵照办理矣。

驻守广西边境的清军士兵

石陶钧、杨源浚、袁华选三人均为同盟会员，在夜深人静之际，蔡锷与他们还常常探讨理想抱负，蔡锷向他们吐露了自己来广西练兵的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新人。”石陶钧等人听后深以为然，认为蔡锷“立言甚巧”。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把他们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为了团结同志，提高军人的思想觉悟，在龙期间，蔡锷还组织了一个武德会，以倡导军人武德精神，增强军人国家意识，之后又改为秘密组织“建国团”。

龙州地处中、越边境，为了知己知彼，巩固边防，在龙期间，蔡锷多次潜入越境，观察调查驻越法军情况，并编写了《越南要塞图说》（又名《越南用兵计划》）及《桂边要塞图说》，以为将来备用。同时，蔡锷又派学生分头测勘广西道路，预备建设全省军路，并作《视察广西道路记》。

在龙期间，蔡锷还结识了湖南革命志士、时任龙州测量局提调夏寿华。夏寿华，又名夏思痛，字小范，号卓春，湖南益阳人，1900年曾与唐才常策动自立军起义， 1903年潜赴云南，与周云祥共谋“勤王”，1907年，又谋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均未成功。此时，他应广西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庄蕴宽之邀来龙任职，与他同来的还有同乡卢性正，在太平府中学任教并暗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通过几次接触，蔡锷对夏寿华、卢性正印象很深，并对他们的革命活动作了必要的掩护和支持。辛亥革命后，蔡锷并未忘记夏寿华，曾委其任云南河口督办。此为后话。

夏思痛(1854--1924年)

9月，南宁新建讲武堂营舍竣工，蔡锷即将讲武堂与学兵营陆续由龙州迁至南宁。到南宁后，蔡锷对广西近年来的新军编练进行了反思，感到这方面的工作仍较落后，一是“编制畸零”，虽称“新军一标之名义，实仅一队”；二是“无整一之营舍”，“就庙宇暂扎，且标本部与兵舍相离”。三是“无相当之头目”，“新兵三月后即任副目，官长虽一事一物，随时随地，皆须亲自指导与严重监视”。四是“无整齐之被服、装具及其他，等等”。且“兵备处开办未久，且整理乏人，主持之者，无一内行”。他深切感到，“吾国陆军教育，最大毛病，在以学为事，不以事为学，故一味虚饰，实际上毫无把握。至军人精神，尤不注重。近年卒业生虽多，然不适用，多缺点，诚恐为将来十年二十年后祸患不浅。为今之计，务将以上各种障害扫除净尽，要非三五年后，无从言优美之成绩耳。”有鉴于此，蔡锷上书张鸣岐，建议对讲武堂和广西新常备军第一标的工作进行改革，在南宁举办将校讲习会，以增进将校之知识、技能。他说：“讲武堂及第一标下级将校概由本省暨各省陆军毕业生中任用，其程度之高下，学术之优劣，每多未能划一，则教练军队自不免互有异同，且青年将校平昔虽在学堂修习各种学术，而于实际上之应用则经验甚寡。代总办（蔡锷自称——引者）深虑各下级将校弃学日久，无他研究，非惟不能于军事上增新知识，诚恐失其固有之技能，于广西陆军前途大有影响，此在邕将校团讲习会之设诚不容已者也。去年冬间，曾于第一标内设立将校讲习所，合标中下级官长每日授以兵事上必要学科，为一炉陶冶之计。嗣因奉檄赴龙，事遂中止。讲武堂移邕后，即拟合堂、标两处设立将校讲习会，时以堂、营迁移未久，诸事待理，未即举行。现各事稍形就绪，经饬本堂监督、标营管带暨日本教员等公同组织斯会，分担教育。”

同时，蔡锷还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讲习会以三个月为一期，以堂、标下级军官为会员，编为甲、乙两班，隔日到会听讲，主要学习图上战术、兵棋、现地讲话、服务提要、马术、击剑等课程。张鸣岐对蔡锷的建议很是重视，立即批复：“仰即认真办理，以期军事日有起色。”

然而，正当蔡锷在南宁大力推进新军编练改革之际，却于1910年7月突然接到张鸣岐调他回省城接办陆军干部学堂的命令。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次返桂却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三章“练兵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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