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走访麦德龙,知道山寨酒,还应该知道这些“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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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1907年12月2日,同盟会组织发动的镇南关起义爆发,但因起义军缺乏弹药,起义以失败告终。之后,在清政府的严令下,张鸣岐更注重广西新军编练,即于1908年3月,以广西沿边防御重要,练新军一镇,只能专顾边防,而内地则空虚,特奏请清政府准于广西编练一镇外,拨专款再添练一镇。清政府依陆军部议奏,准予添练一混成协,所需开办费及常年费,由度支部指拨。7月,张鸣岐又在龙州开办广西陆军讲武堂,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一期步兵科毕业生、留桂差遣的湖北陆军步队第四十一标统带官、湖南候补道吴元泽担任监督。讲武堂仿日本士官学校的编制,设有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分甲乙丙三个班,甲、乙班学员面向社会招考,择优录取学员100名,丙班学员从龙济光、陆荣廷两军的将弁中选送,属于带职受训。讲武堂还附设学兵营,学兵300人,都是从各营选拔来的兵士,经训练后再派充新军下级官佐。

讲武堂开办后,吴元泽管理不善,“丑态怪状,罄竹难书”,“学兵营聚众殴官,围贻杀人之事,层见叠出”。对此,学员意见很大,终于在六个月的新兵训练届满前夕发生驱吴风潮,且越闹越凶。

1909年2月,张鸣岐见状急调派蔡锷为讲武堂代理总办兼学兵营营长,从桂林驰赴龙州接任。恰在此时,好友石陶钧、杨源浚、袁华选已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蔡锷便邀他们来龙州协助整理讲武堂。石陶钧、杨源浚、袁华选抵龙后,蔡锷十分高兴,认为“军界得此数生力军,足为前途贺也”,即委任他们为学员队长、教官、测量局科长等职。

石陶钧(1880-1948)

在石陶钧等人的协助下,蔡锷对讲武堂和学兵营分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严伸纪律,将中外司员之不尽职者,悉予黜退。学兵营官长以下概行遣散,另行编组,申儆而教练之。堂营章制,重新厘订,期月之间,壁垒一新,广西陆军实以该堂植其基”。经过撤换官长20多人,裁散兵丁200余人,讲武堂和学兵营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前此各种丑态怪状“不复萌故态矣”,“前此全营出操之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今则适成反比例矣”。经蔡锷一番整顿之后,龙州讲武堂的面貌焕然一新,各项教学、训练逐步走上正轨,学员们精神振奋,学习劲头更足了。讲武堂学员卓锦湖对蔡锷的才华和能力非常佩服,他说:“蔡精明干练,学识渊博。他兼授骑术和军制两课,详明扼要,议论风生,令人钦佩。他的马术之精达到绝顶,能于大跑时在马背上俯身拾起遗地的马鞭,真堪称神乎其技矣。………蔡锷接任总办后,锐意刷新,朝气蓬勃,所延聘的教官如程潜、刘建藩、赵恒惕等均属一时之选,成绩灿然,各方均感满意。”

蔡锷大力整顿广西讲武堂之事,当时在省外也产生较大影响,《申报》曾以《讲武堂宪兵科停办》为题,报道了蔡锷黜退不称职的日本教官之事:

桂省讲武堂宪兵科,创自总办吴元泽,迄今已一年,近因该总办聘来之日本教习学问甚浅,故成绩甚劣。前日蔡总办电禀抚台,辞退该日本教习,拟另聘才学较优之员接充。旋奉抚台电复:将该科日本教员辞退,不须另聘,即将宪兵一科停办以节款项,并将该科学生考验,插入相当之兵学科,等语。现蔡总办已遵照办理矣。

驻守广西边境的清军士兵

石陶钧、杨源浚、袁华选三人均为同盟会员,在夜深人静之际,蔡锷与他们还常常探讨理想抱负,蔡锷向他们吐露了自己来广西练兵的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新人。”石陶钧等人听后深以为然,认为蔡锷“立言甚巧”。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把他们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为了团结同志,提高军人的思想觉悟,在龙期间,蔡锷还组织了一个武德会,以倡导军人武德精神,增强军人国家意识,之后又改为秘密组织“建国团”。

龙州地处中、越边境,为了知己知彼,巩固边防,在龙期间,蔡锷多次潜入越境,观察调查驻越法军情况,并编写了《越南要塞图说》(又名《越南用兵计划》)及《桂边要塞图说》,以为将来备用。同时,蔡锷又派学生分头测勘广西道路,预备建设全省军路,并作《视察广西道路记》。

在龙期间,蔡锷还结识了湖南革命志士、时任龙州测量局提调夏寿华。夏寿华,又名夏思痛,字小范,号卓春,湖南益阳人,1900年曾与唐才常策动自立军起义, 1903年潜赴云南,与周云祥共谋“勤王”,1907年,又谋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均未成功。此时,他应广西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庄蕴宽之邀来龙任职,与他同来的还有同乡卢性正,在太平府中学任教并暗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通过几次接触,蔡锷对夏寿华、卢性正印象很深,并对他们的革命活动作了必要的掩护和支持。辛亥革命后,蔡锷并未忘记夏寿华,曾委其任云南河口督办。此为后话。

夏思痛(1854--1924年)

9月,南宁新建讲武堂营舍竣工,蔡锷即将讲武堂与学兵营陆续由龙州迁至南宁。到南宁后,蔡锷对广西近年来的新军编练进行了反思,感到这方面的工作仍较落后,一是“编制畸零”,虽称“新军一标之名义,实仅一队”;二是“无整一之营舍”,“就庙宇暂扎,且标本部与兵舍相离”。三是“无相当之头目”,“新兵三月后即任副目,官长虽一事一物,随时随地,皆须亲自指导与严重监视”。四是“无整齐之被服、装具及其他,等等”。且“兵备处开办未久,且整理乏人,主持之者,无一内行”。他深切感到,“吾国陆军教育,最大毛病,在以学为事,不以事为学,故一味虚饰,实际上毫无把握。至军人精神,尤不注重。近年卒业生虽多,然不适用,多缺点,诚恐为将来十年二十年后祸患不浅。为今之计,务将以上各种障害扫除净尽,要非三五年后,无从言优美之成绩耳。”有鉴于此,蔡锷上书张鸣岐,建议对讲武堂和广西新常备军第一标的工作进行改革,在南宁举办将校讲习会,以增进将校之知识、技能。他说:“讲武堂及第一标下级将校概由本省暨各省陆军毕业生中任用,其程度之高下,学术之优劣,每多未能划一,则教练军队自不免互有异同,且青年将校平昔虽在学堂修习各种学术,而于实际上之应用则经验甚寡。代总办(蔡锷自称——引者)深虑各下级将校弃学日久,无他研究,非惟不能于军事上增新知识,诚恐失其固有之技能,于广西陆军前途大有影响,此在邕将校团讲习会之设诚不容已者也。去年冬间,曾于第一标内设立将校讲习所,合标中下级官长每日授以兵事上必要学科,为一炉陶冶之计。嗣因奉檄赴龙,事遂中止。讲武堂移邕后,即拟合堂、标两处设立将校讲习会,时以堂、营迁移未久,诸事待理,未即举行。现各事稍形就绪,经饬本堂监督、标营管带暨日本教员等公同组织斯会,分担教育。”

同时,蔡锷还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讲习会以三个月为一期,以堂、标下级军官为会员,编为甲、乙两班,隔日到会听讲,主要学习图上战术、兵棋、现地讲话、服务提要、马术、击剑等课程。张鸣岐对蔡锷的建议很是重视,立即批复:“仰即认真办理,以期军事日有起色。”

然而,正当蔡锷在南宁大力推进新军编练改革之际,却于1910年7月突然接到张鸣岐调他回省城接办陆军干部学堂的命令。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次返桂却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三章“练兵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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