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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铸钱史略考

上官纯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42期

宣城历史悠久。公元前223年，秦始皇派兵灭亡楚国，在江左设置了会稽郡，秦末又分会稽郡西部置鄣郡（郡治在今浙江安吉县西北故鄣遗址）。汉高祖统一天下后，将江左一带封给同宗荆王刘贾。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又把偏处天目山一隅的鄣郡迁治于宛陵（今安徽宣城），改鄣郡为丹阳郡，开启了两汉丹阳郡330年的历史。丹阳郡下辖17个县，包括今皖南、苏南西部、浙西和赣东北的广大地区，从此以后宣城一直为郡、州治所。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宣城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铜矿产地和冶铜基地，冶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汉代丹阳铜甲天下，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全国唯一的铜官，监管冶铜业。到了唐宋时期，宣州更是以梅根监、宛陵监而闻名天下。又《地理志》载：“宣州南陵，利国山有铜......有梅根、宛陵二监钱官。”当年李白在这一带生活时，曾作《秋浦歌》十七首，其中第十四首云：“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生动描绘了这一带的冶铸业。可见，唐代，皖南一带为主要炼铜铸钱之地。

宣城的铸钱历史，应是非常悠久的。据《史记•平准书》有关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从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孝武帝元狩五年（前118）“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此处所言‘三铢钱’误，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故改币以约之。”李奇注曰：“更去半两钱，行五铢钱、皮币，以检约奸邪。”可见，元狩五年是废除四铢半两而改行郡国五铢钱。郡国初铸的五铢钱，还多多少少地保留着一些半两钱的铸造结构特征，如毛边、光背、毛刺等。2011年5月宣城市区梅溪公园附近工地出土一罐窖藏五铢钱，约10余斤，验证了具有毛边、光背、毛刺等铸造结构特征，通过上述史料的记载和出土的文物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当时即以“善铜出丹阳”而名动天下的宣城，自秦汉起历代官、私所铸行的钱币，一定是蔚为状观的。宣城历年来所出土之郡国五铢和隋五铢等秦汉钱中当有不少即为宣城当地所铸。

据《周礼•考工记》载：“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汉书•货食志》云：“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古称银为白金），赤金为下。”赤金，即丹阳铜。《战国策》赞之：“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每岁铸钱年输数万贯。

据《史记•吴王濞传》记载。 当时丹阳之地，不论产铜和冶炼都是相当发达的。铜是铸钱的原料，有铜就有钱。因此刘濞自诩道：“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之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 刘濞因占天下金钱财富最多，所以他能大量招纳各地逃亡人士与“任侠奸人”，铸造大量的金钱，与朝廷分庭抗礼，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后来矛盾越来越突出，汉武帝便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削夺王国封地，实行盐铁、铸钱专利专卖，并公布以白金五铢钱为通用钱币。刘濞见势不妙，就铤而走险，带领楚、赵等七国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武装叛乱，中途被周亚夫所击败。这样，除刘濞等死罪难免外，封地内百姓也遭株连。《汉书•汲黯传》说：“铸钱之事，以楚地最甚。”汉武帝一度曾施行“盗铸金钱赦令”，因赦免者只是少数，没有获免者却为大半，死者数十万人（《汉书•食货志》）。真所谓“金钱富，天下祸”。仅宣城市区狸桥镇金云村狮子山铜矿，伴生金、银等矿藏比重较高，在古代那里水路、陆路交通十分便利，与南京交界，1978年8月我参加抗旱工作队来过此地，发现有过开采、冶炼的历史遗迹，不知什么时间中断。近年来地方政府重视发展经济，狮子山铜矿进行了重新设计建设，遗址遭到彻底破坏。

根据《满城汉墓出土五铢钱的成分检测及有关问题的思索》研究报告来看，满城一号汉墓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出土的五铢钱，是探索郡国五铢、赤仄五铢和三官五铢的重要实物资料，在河北省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检选其中10枚五铢钱(包括一号墓后室5枚、中室2枚，二号墓3枚)进行了物理、化学分析，其结果含铜量较高，都在70%以上，最高者达88%，这与考古所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可见，武帝时期的铸币，不仅铸工精良，为前代所不及，其铜值之高，在历代铸币中也属上乘。这不仅反映了武帝时期汉代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反映了汉代铜料的殷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现在的山西运城、安徽宣城、浙江安吉，以及四川、云南、新疆等地，当时都富产铜，所谓“汉有善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便是生动的写照。

孝元帝太兴年间，沈充任宣城内史，纵民铸钱，也是我国铸钱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私铸钱之一，沈郎青钱是两晋时期唯一的铸钱，品质优良，唐朝诗人李贺和李商隐在诗中都对沈郎青钱有着浪漫悲壮的记述。 “花台欲幕春辞去，落花起作回风舞，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 “惊鱼拨剌燕翩翾，独自江东上钓船。 今日春光太漂荡，谢家轻絮沈郎钱。”

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武德四年（621），废隋朝五钱，以官铸“开元通宝”钱通行天下，严禁私铸，违者论死。江、淮为重要铸钱区，设有官炉铸钱。由于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红铜加锡熔点低，硬度高，便于制造，当地百姓偷铸不休。高宗显庆五年（660），因为恶钱多，政府出钱买，用一个善钱买五个恶钱。但是，很多人不卖，藏着恶钱等待开禁，偷铸恶钱越来越多，甚至用船在江里进行私铸，有的已成为私铸恶钱的专业户。于是，在仪凤年间（676—679），高宗乃诏巡江官吏督捕，查抄铸钱原料铜、锡，凡超五百斤，皆没收人官。但虽禁不绝。

常平五铢铸钱

模武则天时，私铸蜂起，“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肢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见《旧唐书》卷54《食货志》） 开元初，江、淮除官炉造钱外，所谓“偏炉钱”、棱钱皆为私钱，极为滥恶，有的甚至用锡液偷铸，一会儿就能铸出一百来个钱。开元七年（719），玄宗下令从国库和各州县拿出十万石粮谷卖悼，以收民间恶钱，并把收到的恶钱由政府销毁。但私铸不止，恶钱难禁。

因此，开元八年（720） 正月，宰相宋璟又建议严禁私铸恶钱。他派监察御史肖隐之出使江、淮，督责严禁。私铸者以成色较好的上青钱输入官，小者恶钱皆沉于江中，以免罪责。由于过急过严，反使市井萧条，物价腾贵，使官吏、百姓怨声载道。玄宗只好把肖隐之免官降职，宋璟亦因此罢相。诏令加铸官钱，禁卖铜、锡，禁造铜器。开元二十六年（738），初置钱监，加铸“开元通宝”钱，私铸有所收敛。其后，私铸之风又烈，江、淮以广陵、丹阳、宣城尤甚。

私铸之风久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京师权贵争相去江、淮取私钱，舟车相属，运抵长安，用以购物，官用私钱，实际上是在鼓励私铸。另一原因是：官钱一枚可当偏炉私钱七八，富商巨贾收藏官钱以换江、淮私钱，运往各地冒充官钱，从中牟利。私钱假币的需求量愈大，私铸恶钱者也就愈多，私铸伪市竞多至数十种，以至有的轻脆易坏，有的不成钱形，使黎民百姓深受其害。天宝十一年（752 ），铸钱内作使判官韦伦针对杨国忠征用农夫铸钱，督非所习，费力无功，建议重价雇请，悬市招募本色工匠铸造官钱。这时，唐朝计有铸钱官炉九十九座，绦州三十，扬、润、宣、鄂、苏等州皆十，益、郴两州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年铸钱三千五百婚，工匠三十人，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成本耗费七百五十文，政府获利百分之二十五。至此，所费与所得成为国家独占的经济事业，成为收入的一部分，币值也趋向稳定。（见《新唐书》卷54《食货志》）肃宗乾元元年(758)有保持铸钱炉99座，都设在产铜地区：位于今山西绛县的有30座，江苏扬州、镇江，安徽宣城，湖北武昌和河北蔚县各10座，四川成都，河南邓县，湖南郴县各5座，陕西洋县3座，河北定县1座。每炉每年可铸钱3300缗，需用铜21200斤，（铅锡合金）3700斤，锡500斤。

2006年9月，在宣城市宣州区府山广场建筑工地发现唐代文化地层时，发现留茎当十型“乾元重宝”钱，全重7．2g。通过残留铸茎，我们可以清晰地判断出，当时铸币应该已经采用“井”字形排列的型砂范铸造工艺，这相对于商周秦汉以来一直沿袭的树枝状排列式硬范铸币工艺来说，大大地降低了钱币生产成本，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是当时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获得空前发展的物证。正好与《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完全吻合，结合其精良的材质和高超的铸造工艺水平，佐证了宣州监乾元元年初铸的官铸钱币精湛。

《新唐书•权万纪传》也载：“宣、饶部可凿山冶银，岁取数百万。”宣州的银矿可以就地冶炼。1956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四块银铤，其中有一块天宝十年(751)银铤，重2112克的宣城郡市银，背面有文字三行；1963年陕西长安县丰曲镇出土一块天宝十三年银铤的丁课银，银铤呈弧形，黑色，两面皆有文字，重2100克；根据银铤上的文字记载，两块银铤均产自宣州，是该郡矿冶工人手工生产后，由当地地方官铸呈朝廷所用。

唐中期著名诗人孟浩然在南陵与宣城交界处的青弋江边，见到梅根冶火炉冲天，烟迷数十里外的扬叶洲，作《夜泊宣城界》，“火炽梅根冶，烟迷杨叶洲”。李白在《秋浦歌十七首》中就有“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佳句。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梅根监并宛陵监，“每岁铸钱五万贯”。以铸钱论，居江南各州之冠。安史之乱后，梅根监作为江淮七监之一，每年铸钱量也不低于七千贯。

铜陵罗家村大炼渣

到了五代十国，徐知诰篡吴自立（937），改元升元，国号齐，铸大齐通宝钱；寻改国号为唐，这就是史称之南唐。宣州为南唐所辖，此时南唐经济比较繁荣，嗣主李璟保大年间铸保大元宝，隶书，制类永通泉货；据陶岳《货泉录》载“元宗时，韩熙载上疏，请以铁为钱，其钱之大小一如开元通宝，文亦如之，徐铉篆其文。”《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璟困于用兵，钟谟请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韩熙载又铸铁钱，以一当二。”原来仅见篆、隶二体书铜质者面世，今见有铁质开元通宝及永通泉货为隶书体，系1993年从芜湖青弋江口打捞出水，此事当年《中国钱币》、《安徽钱币》等均有报道，系铸成后调拨外运时随船沉入江底的，从运输途径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批钱币应产自宣州，从而得出“宣州监”所铸的结论。另外如南唐开元、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个个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精美的铸工，通过这些实物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宣州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明。

元代主要行使纸币，同时确立了白银的货币地位。至此，以铜为原料铸造钱币的历史开始衰减，元初曾一度禁止使用铜钱。随着一些大型铜矿发现、开采及行政区划变更，宣城官铸钱币历史结束。但天下盗铸仍禁不绝。

由于历史变迁和战争的破坏，宣城铸钱遗址考古无大的突破性进展，因而，他自先秦而及汉、唐以至两宋的历代兴废、生产运行，传承、演变等等一切的情况，仍然笼罩着神秘的面纱，我们只能通过有关史料、文字记载进行发掘、梳理，作一些初步探讨，供钱币爱好者了解宣城铸钱的历史。

（作者系原中国人民银行宣城市中心支行党委组织部长、人事科长，宣城市钱币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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