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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李碧妍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导火线，唐帝国的“危机”在以下四个层面凸显了出来：首先是玄宗与肃宗间的中枢矛盾。玄宗在安禄山叛乱后，以任命皇子和宗室、并设立大军区的方式来应对战事的发展。尤其当潼关被克、玄宗与肃宗分道扬镳后，这一策略变得更加明显。但无疑，这一政策也激化了玄宗与肃宗间的父子矛盾，河南节度使人选的更替，以及在江淮爆发的“永王之乱”就是这一中枢矛盾的体现。这一危机最终靠着肃宗取得对玄宗中枢斗争的胜利，即唐中央回归一元统治而宣告结束。

第二波危机来源于新兴的地方军将。尽管不再延续大军区的设置，但取代玄宗的肃宗出于讨叛战争等的需要，仍旧在诸藩镇之上设置了拥有统辖诸镇之权的河南行营元帅与江淮都统。不过，无论是在河南设置元帅，还是在江淮设置都统，肃宗对凭借安史之乱而壮大势力的河南地方军将现在都格外关注，尽管他们大都曾对抵御叛军南下起到过关键作用，比如张巡。所以，肃宗既有利用河南元帅去除这些地方军将的努力，也有期望依靠江淮都统打压他们的决心，只是后者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刘展之乱”。而在上述种种措施的实施下，到肃宗朝末年，这波同样由安史之乱引发的危机也宣告结束了。

第三波危机来源于西部的异族。党项、吐蕃趁西部唐军东调平叛之际，逐渐侵蚀帝国的西部领土，并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对关中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京西北八镇的陆续建立就是帝国为应对这波异族危机而采取的措施。虽然这波危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它的化解主要还是与吐蕃等异族自身实力的衰退关系更大，但在京西北八镇与神策军镇布防体系的建立及调整过程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出唐廷为化解此波危机所进行的深思熟虑的考量。

以上所说的中枢斗争、中央与新兴的地方军将，以及异族对帝国的威胁就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三波危机。帝国化解这些危机的时间前后有别，同时，三者对帝国的影响在地域上也有差异。不过，这三者并不是帝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所遭遇的最主要的危机，因为最主要的危机仍旧是“安史之乱”本身。于是，“安史之乱”与由其引发的前三者交织在一起，沉重打击了帝国的生存与权威。

那么，“安史之乱”在本质上又是反映了怎样的一组矛盾呢？三十多年前，黄永年先生撰写《〈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一文，已经指出了，“安史之乱”所反映的，实质上是唐廷与边境节度使之间的矛盾。[1]作者在《证释》一文开篇，引中唐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杜佑在《通典》卷148《兵序》的论述称：

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乂安，财殷力盛。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践更之卒，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换言之，唐代人自己就已经意识到，帝国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是来源于体制本身存在的一个痼疾，这个痼疾就是在唐朝的边境地区存在着军事实力强大的节度使集团。具体来说，就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十节度使。开天十节度中，除了南方的剑南及岭南五府经略使力量稍弱外，北方的幽州、平卢、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并且到安史之乱前，如杜佑所说的，已经形成了以安禄山统领的幽州、平卢、河东，以及哥舒翰统领的河西、陇右这东西两大军事集团。而安史之乱就是一起由来自东北的幽州以及部分平卢、河东军队发起的军事叛乱。

唐玄宗

面对来自东北军团的叛乱，玄宗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部军团进行抵御。于是除了一批西部军团的将领被陆续派往与叛军对峙的前线河南外，河西、陇右的军队也开始在潼关集结。但河西、陇右军队在随后的灵宝之役中遭遇惨败，这一集团的首领哥舒翰也兵败被俘，于是河西、陇右的势力基本瓦解了。不过，尽管西部军团经灵宝之役遭受重创，但继玄宗之后与叛军对抗的肃、代两位君主除了借用回纥的军队外，仍旧不得不依靠这些乱前的边境节镇力量来与叛军周旋。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如此，而是除了这些边境节度使的军队外，唐廷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其他力量。安史之乱在代宗初年结束，但叛乱的平息并不彻底，乱后的河北仍由来自幽州、平卢的安史旧将占领。而对于那些平定安史之乱的原边境军团，唐廷也不得不在乱后给予其内地实地的待遇，这既是褒奖功臣的应然举措，也是安置因边境故地沦丧而不得不率军进驻内地的边境节度使军队的必然结果。所以，在结束了河南行营元帅这一战时体制后，乱后的北方藩镇版图几乎全由乱前的边镇势力所占领。除了来自幽州、平卢的安史旧将占据河北外；帮助唐廷平叛的平卢系势力主导了河南；关中则由朔方、四镇北庭，以及此后的幽州军人所分据；此外，河西、陇右的部分残军则入驻了河东；[2]至于南方的江淮一带，虽然它与边境节度使势力并不存在关系，但安史之乱后逐渐入驻当地的一些外来军将，尤其是中原军将及其部众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政治走势，所以我们不妨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边境叛乱导致的结果。

传统的史观认为，唐廷在安史之乱后于内地普设藩镇是削弱自身统治力、助长地方割据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藩镇中的政治实体与乱前的边境诸节度使军团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很明显看到，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这些边境大军团的实力，无论是来自叛军方面的东北节镇，还是阻击叛军的西北节镇，其实都已经大为削弱了。并且，通过于内地普设藩镇的方式，唐廷也已经对这些旧有势力进行了分割。当然，唐廷对边境大军团的削弱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唐廷本身的权威也遭受了重创。但至少在解决杜佑所说的“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的危机中，唐廷确实是前进了一步。而实际上，这种前进的势头在安史之乱结束后依旧没有停止。因此，如果我们现在重新来定义“安史之乱”的意义，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给予了帝国一个解决“边陲势强而朝廷势弱”问题的契机。而安史之乱本身，也正拉开了帝国解决大军团危机的序幕。

安史之乱结束后，朝藩矛盾的主线依旧沿着这条唐廷与原边镇势力的矛盾在发展。只是由于唐廷已于内地普设藩镇，原来的东、西两大军事集团已被打散，所以朝叛冲突不会再像安史之乱时期那样剧烈，这正是唐廷经由安史之乱，通过重构帝国空间结构所取得的一大成功。延续着打压这些旧有边镇势力的政策，虽然代宗、德宗、宪宗诸帝削弱这些军团的方式和程度还不完全相同，但比起乱时的肃宗，他们都要更主动积极。至少在主观上，他们已经会将朔方、四镇北庭、平卢、幽州这些原先的边境势力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不管它们是曾经的叛乱者还是平叛者。同时，上述诸帝对这些旧有势力的打压，本身又是和重振唐廷自身权威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于是，以“抑藩振朝”为理念，唐廷与这些原边境势力所主导的北方藩镇间的战争在乱后被再次引燃了，这就是“四镇之乱”、“奉天之难”以及元和后期战事。另一方面，现在的唐廷巩固其打击成果的方式，也已从重构藩镇空间结构向更为实质的重构藩镇权力结构的方式在转变。即除了进一步分割藩镇领土等弱化藩镇实力的措施外，对那些在藩镇中具有影响力的旧有势力也一并进行革除。而这两点，其实在对江淮藩镇的打击中也同样适用。

元和十五年藩镇图

综上所述，帝国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由原边境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这些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至于“安史之乱”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体现，也提供给了帝国一个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到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而危机结束的表现之一，就是藩镇空间版图在元和以后基本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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