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湖锦鲤”有多大？反正标题装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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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人类文明在欧亚大陆而不是其他大陆上获得突破性发展，正是因为欧亚大陆上能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众多，从而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肉食资源与劳动、交通工具，从而使人类能从繁重的采集、狩猎活动中解脱出来，能有充裕的时间去发展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上层建筑，方使人类文明得以跨越式发展。而非洲、美洲、澳洲的那些大型哺乳动物都无法驯化，数来数去也就只有羊驼君还能凑合着用，但是羊驼君除了非常难养以外，还不能像亚欧大陆的牛马那样提供动力，所以那里的文明才一直停留在青铜时代，迟迟无法跃进。
开一个脑洞，如果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能够驯服斑马、犀牛、美洲豹、野牛等大型动物，得以同步于人类文明的步伐，世界霸主花落谁家，尚未可知呢！
而在众多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中，猪将人类带入了新石器时代，牛将人类带入了农业社会，马将人类带入了青铜时代，都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如果世界上没有出现本文所介绍的这种动物，或者说这种动物无法被驯化，人类文明或许将永远停留在铁器时代，你我恐怕也无法如此悠闲的躺在穿上刷手机了。
这种动物，就是骆驼。
根据阿尔斯通的理论，文明在交流中进步。只有各种形态的文明之间得以顺畅的交流，每个文明的每个小的进步才会传遍整个大陆，进而促进其它文明的进步，而其他文明进步了，就能产生更多创新，彼此互相提高。而非澳美三洲由于缺乏大型畜力，其文明已被锁死，亚欧大陆虽然很早就驯服了牛马等畜力，但由于亚洲与欧洲之间拥有大片的沙漠无人区，牛马再多也徒呼奈何，所以如果没有骆驼，亚欧大陆也将锁死在铁器时代，也不知还要多花多少年才能发展出得以代替骆驼的机械动力。
其实在大型哺乳动物之中，牛和马的负重能力并不算太强，至少远不如骆驼，而且骆驼的耐力更强，很少需要休息，所以每天的运输路程可比牛马远两倍，另外骆驼也更为廉价，饲养成本几乎为零，它们可以在没有水的条件下生存3周，即使没有食物亦可维持生存一个月之久，并且能在沿途自己寻找食物；同时也更易于组织，并且不需要道路，就能通过轮车无法穿越的沙漠，这与帆船很像，因此被称为“沙漠之舟”。历史学家迈克尔尼指出，骆驼导致了全球贸易的早期扩张，骆驼带来了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以及南亚的商业繁荣，如同一个巨大的风箱，扇起了全球经济的火焰。
图：丝绸之路上在土耳其境内至今仍有很多当年的古驿站，被称为“骆驼宫”
迈克尔尼没有提到的是，如果没有骆驼，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以及马镫都无法传到欧洲的话，现代文明根本无从提起。
但其实，亚欧大陆骆驼的祖先在4000万年前，是生活在北美的，在大约100万年前它们越过白令海峡到达亚洲，进而至北非，并演化出了中亚的双峰驼和西亚、北非的单峰驼。
图：奔跑中的双峰野骆驼
图：吃草的单峰骆驼
大约在距今3000多年前，阿拉伯半岛上沙漠边缘的居民开始将生活在当地的单峰驼驯化为役畜，以供驮运和骑乘。双峰驼也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中亚地区被驯化。
.大约在奴隶社会早期，中亚的双峰驼就已传入了中国内地。《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商时伊尹奉汤之命为《四方献令》云：“正北崆峒、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狄、匈奴、楼烦、月氏、截犁、其龙、东胡，诸令以橐驼、白玉、野马、良弓为献。”所谓橐驼，就是骆驼的古称。
到了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大开发，骆驼遂开始大量应用于商业活动和战争。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是：“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囊驼。”汉武帝《轮台诏》讲到汉伐大宛国，也说：“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
汉朝与匈奴时战时和，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也获得不少骆驼。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常惠率汉与乌孙联军击败匈奴，获“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头”。东汉荷蒂永元三年(91年），窦宪率军出塞击北匈奴，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汉军对匈奴战争的每一次胜利，其战利品都少不了大量骆驼。美国汉学家谢弗说：“汉朝人不得不依赖像匈奴这样的边境游牧民族，以满足汉朝对这些牲畜的需求。大夏驼在运送士兵、商品通过戈壁和塔里木的高原荒漠时表现出来的安全性能，使它身价百倍，备受珍爱。”
除了从战争与商业中获取，汉朝也开始自己养骆驼，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有一简云：“所遣骊轩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他。”“苑监侍郎”是朝廷派遣到边地牧苑任职的官吏，看来牧苑饲养的不仅有马，还有驴、骆驼。
中国人很快就发现，骆驼不但比牛、马更好养，而且寿命也比牛、马长十好几年（其平均寿命可长达30〜50年），其繁殖也很快，到了北魏时代，仅官养就有百多万峰，《魏书·食货志》是这样说的：“（魏）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二百万匹，骆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
图：牵骆驼(壁画"甘肃嘉峪关魏晋墓6号墓室出土)
到了宋朝，骆驼在中国的使用更加广泛，不止在荒漠草原，在北方广大农区，也成为了一种常用的大牲畜。宋神宗时，知太原府韩绛言当地“驼与羊，土产也，家家资以为利”。养骆驼与养羊一样，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宋神宗时，日本僧人成寻在河东路境内的官道上旅行时，每天都能看到三四十头骆驼：“此六七日，每日见骆驼三四十匹。”
当时的西京洛阳，更有一个骆驼集散地，名“驼马市”。《宋人轶事汇编》卷八引《倦游杂录》云“李给事师保厘西京时，驼马市有人新构酒楼，李乘马过其下，悦其壮丽。”看来这处专业交易骆驼和马的市场相当繁华，生意兴隆，所以才新建了壮观豪华的大酒店。
而北宋的首都、东京开封，则是官方骆驼养殖、役使的中心，是北宋境内拥有骆驼最多的城市。从宋初开始，官方就在开封设置专门饲养骆驼的机构一驼坊，用于运输物资，“监官二人，以三班使臣充，掌牧养橐驼。”连皇帝的凉车都“驾以橐驼。省方在道及校猎回则乘之”，可见其普及。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出现的骆驼运输队或驮或载，络绎不绝地出入熙熙攘攘的闹市城楼之下，便形象地表达北宋的驼运之盛。
图：北宋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中，闹市中骆驼成群，而马却少的可怜
中国内地并没有沙漠，为何骆驼使用会这般兴盛呢？因为牛、马的运输更多依靠轮车和道路，其负重能力是远不如骆驼的。而中国古代的道路其实非常落后，因为道路不仅需要建设，更需要长期维护修治，否则就“道茀不可行”，随着帝国周期性的腐败与动荡，中国道路“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当道路不存在时，骆驼的强大负重性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所以，与我们既有的常识不同，在一千年前的中国北方，骆驼的使用其实是远超牛马的。
事实上，晚清左宗棠收复新疆，骆驼也立有大功。当时，左宗棠为西北战事大肆造车，并大修道路，从咸阳到新疆，道旁植以杨柳，人称“左公柳”。但经过试验，左宗棠最终悲哀的发现，这些大车顶多只能在关内使用，到了新疆，需要翻越天山，在崎岖的山路上，根本无法通行，还有，一辆大车的最大载荷只有600斤，一人一骡，每头骡一天需要8斤粮食，车夫每天2斤，从肃州到巴里坤，要走上三十余天，大车在抵达目的地之后，还需要有返程途中的消耗，这样，所运的粮食将颗粒不剩。
图：左宗棠西征运粮
而如果采用骆驼运输，则不仅可以翻过陡峭的山岭，穿越茫茫戈壁，而且在口内每天只需3斤粮食，昼牧夜行。到了口外，骆驼可以只食草料，即使到了很疲劳的时候，也只要一升料加少量盐巴就行了，并且一个人可以管5匹骆驼，食少运重，运输效率要比大车高得多，成本也低很多。另外，官府的大车，使用者不知爱惜，损坏率很高。结果到最后，左宗棠还是放弃了左公大道，而选择从归化经包头、阿拉善到新疆的“骆驼线路”，那堆大车白造了。
当然，由于中国及中亚的骆驼皆为双峰驼，其身高体型皆大于西亚北非的单峰驼，故其负重能力虽强但奔跑能力极弱，行进速度仅为每小时3至5公里，因此多用于运输而较少用于战争。只在蒙古铁骑精锐“却薛军”里，有一支双峰驼部队，其士兵骑着背驮两面大鼓的双峰驼，可能充当着传递信号的通信兵或者军中仪仗队的作用。还有后周显德四年（957）十一月周世宗亲征淮南时，“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唐人栅于其上，环水自固，谓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内殿直康保裔帅甲士数百，乘橐驼涉水，太祖皇帝帅骑兵继之，遂拔之。”算是一个滩涂作战的奇兵战例，比戚继光用草席和滑贴飞渡滩涂简单多了。
不过，在西亚和北非，由于单峰驼进化的骨骼更细小，腿也更长，人骑坐时也能保持每小时13到16公里的速度达18个小时；所以很早就在沙漠地带被运用于战争，西亚军事强权亚述人的铭文表明，早在公元前9世纪，单峰驼就被用于军事用途，在当时阿拉伯半岛上，到处可见亚述人与当地游牧部落骆驼骑兵之间的厮杀。
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北非、中东、南亚的诸多国家，小邦如努米迪亚，大国如波斯帕提亚王朝，都在本国的骑兵战斗序列里编入了骆驼骑兵，以应付在沙漠地带行军作战的需要。就连以步兵军团而闻名的罗马帝国，在征服北非之后也组建过负责巡逻沙漠边缘的骆驼兵。
事实上，在沙漠环境下，骆驼比马匹更具有优势。因为骆驼的身材较马匹高大，身上还会分泌出令马匹焦躁不安的气体。所以虽然奔跑速度不如马快，但在特殊情况下往往会奇兵制胜。
和普通骑兵一样，骆驼骑兵也以长矛和弓箭为主战兵器。当热兵器时代来临之后，甚至出现了使用火枪的骆驼兵。即使到了20世纪初的一战时期，著名的英国陆军军官劳伦斯协助组建的阿拉伯半岛部落武装依然有小部分骆驼骑兵，他们在沙漠地带偷袭小股土耳其军队的作战中表现不俗。
二战之后，机械化的时代来临，骆驼终于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今大多沦为旅游景点的观赏物了，但我们不能忘记骆驼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如果没有这些憨憨的家伙，我们现在都只能扛着锄头去种田了。
匈奴 战争 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