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胃有六大民间“高手”,经常吃,胃不好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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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隋朝一位如慈母般的好官

为了消除地方陋习,他不怕传染,与病人住在一起;为了医治贫困病人,他不惜钱财,把俸禄全部捐献出来;为了方便断狱审案,他不辞劳苦,把办公室设在了牢狱一旁;为了秉公处理政务,他不畏强权,结果遭到谗言被免职;为了效力辽东战场,他不顾年迈,最终,殒命于行军途中。如此忠君、爱民、大义、无私的清官,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难得一见的。他,就是隋朝一代循吏辛公义。

所谓循吏,就是指奉公守法,造福百姓,受到百姓一致称颂的好官。循吏这个称谓,最早见于《史记》中的《循吏列传》,司马迁先作《循吏列传》,后世因之,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在中国历朝历代所记载的循吏中,辛公义无疑是最典型、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

辛公义,生年不详,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家境贫寒,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并亲授书传。北周时期,辛公义入选太学,因勤苦好学,熟悉道义,见解高远,颇受儒士们赞赏,历任掌治上士、扫寇将军、宣纳中士、内史上士。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辛公义历任主客侍郎、驾部侍郎,因政绩突出,得到了隋文帝“唯我公义,奉国罄心”(见《隋书》)的赞扬。

后来,辛公义因随军灭陈有功,被提拔为岷州(今甘肃岷县)刺史。岷州,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知识匮乏,尚未开化,文明程度很低。辛公义出任岷州刺史后,发现此地有“畏病”的“土俗”,即“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若家里有人生病,家人不但不照顾,反而远远地躲开,就连父子、夫妻之间都如此。这种畏病如虎的可怕民俗,致使“病者多死”(见《隋书》)。

本来不是什么大病,因为当地人怕被传染,而对病人不管不顾,任其自生自灭,任其在病痛煎熬中,活活等死,这完全与汉民族倡导的孝道主义背道而驰,格格不入。在辛公义看来,真正可怕的不是病,而是当地人的这种“孝义道绝”,这种不通人情的愚昧不化。此风不除,岷州难以安定,也难以发展。对此,辛公义非常担忧,决定从根上整治,移风易俗,“公义患之,欲变其俗”(见《隋书》)。

主意已定,辛公义派人分头去巡视全州,发现患者,一律抬至官衙厅堂,请医生为他们诊治。酷暑,疫情高发时节,厅堂里的病人多达数百,走廊也住得满满的。为便于照顾病人,辛公义则“亲设一榻,独坐其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一边就地办公,一边关心治疗。此外,辛公义还将“所得秩俸,尽用市药,为迎医疗之,躬劝其饮食”(见《隋书》),把俸禄全部捐献出来,为病人求医买药,供给饮食。在辛公义的精心护理下,许多病人都转危为安,渐渐恢复了健康

待病人痊愈后,辛公义派人找来其亲属,推心置腹地当面对他们说:“一个人生死由命,与接触病人身体无关。之前,你们因为怕传染,对病人不管不顾,他们才会死去。你们看,如今我把病人都聚集一起,日夜坐卧在病人中间,我不是没被传染吗?这不是好好的吗?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要再相信那些土俗了!”病人的家属们听罢了辛公义这番话,无不羞愧,再三叩谢后,领着亲人而去。

作为亲身照顾病患的榜样,辛公义的一言一行,让岷州百姓在思想上觉醒,“此风遂革”,“后人有遇病者,争就使君,其家无亲属,因留养之”,从此以后,百姓凡有生病者,其家人都会带着病人争相到辛公义那里去接受救治,对无亲属的病人,辛公义则把他们留下来供养,岷州境内出现了“始相慈爱”的良风, “合境之内呼为慈母”(见《隋书》),岷州百姓,发自肺腑地称辛公义为慈母。

因官风好,口碑佳,在治理好岷州后,辛公义又被派往牟州(今山东莱州)担任刺史。赴任路上,辛公义听说牟州监狱人满为患,觉得很不正常,又觉得事关重大,故到任后,不是先去官衙歇息,而是直奔监狱,立即进入工作状态,现场办公,对在押之人进行盘问,一连工作了十余天才回到官衙,“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见《隋书》)。

对于新的诉讼,辛公义不急于立文案,而是先行审问;若遇疑难案件,当天没审完,才将罪人暂时关起来,他自己也不回处所睡觉,而是睡在在大厅里。有人劝他:“此事有别人办理,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辛公义说:“我作为刺史,没能引导百姓向善,才出现了百姓犯罪而被关押。子民被关押,我能心安吗?”一些罪人听到辛公义这番言论,“咸自款服”(见《隋书》),诚心服罪。

辛公义不辞劳苦、勇于自责的事迹传开后,“讼者多两让而止”,因为不肯劳累辛公义,矛盾双方都不想再打官司了,狱讼迅速减少,社会风气明显好转。除了引导百姓遵法守纪,辛公义还关爱民生,率领百姓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走致富之路。史载,有一年普降暴雨,山东“自陈、汝至于沧海,皆苦水灾”,独而牟州境内“犬牙交错,独无所损”(见《隋书》),不能不说这是辛公义的功劳。

仁寿元年(公元601年),辛公义被任命为扬州道黜陟大使,负责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当时,太子杨广之子豫章王杨暕,在扬州欺男霸女,作恶多端,干了不少坏事。杨暕害怕辛公义会对自己不利,便派人提前去境外迎候,求其手下留情。辛公义明白杨暕的用意,以“奉诏不敢有私”予以拒绝。到达扬州后,辛公义秉公办事,对混蛋官员“皆无所纵舍”(见《隋书》),并将杨暕的罪行如实上报朝廷。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去世,太子杨广登基,改元大业,是为隋炀帝。隋炀帝即位后,听信了儿子杨暕、原扬州长史王弘等人的谗言,“因言公义之短,竟去官”,将辛公义罢官,但“吏人守阙诉冤,相继不绝”(见《隋书》),很多人聚集在宫门为辛公义鸣冤叫屈。几年后,隋炀帝一则了解实情,二则为了笼络人心,便让辛公义任职内史侍郎,后任司隶大夫,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

后来,隋炀帝因高句丽不遵臣礼,举全国之兵远赴辽东,志在彻底征服朝鲜半岛,年过花甲的辛公义也在随行队伍中。因为年老体衰,辛公义在大军行至柳城郡(今辽宁西部)时病亡,一代循吏竟客死他乡,时年六十二岁。辛公义一生不仅爱民如子,倾力教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不畏强权,公正廉明,深明大义,他对得起“慈母”这个称谓,也对得起他名字中的“公义”二字。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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