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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赵瑜（左一）和三大名编：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

八十五岁的张守仁

刘红庆

北三环中路上的“北京出版集团”是北京市属最大的出版机构，70年里出版过很多影响巨大的图书，尤其在文艺图书领域贡献卓著。而它旗下的大型文学期刊《十月》，创刊于1978年，更是亲历了改革开放40年。

“北京出版社”变称为“北京出版集团”已经好几年，但出版社的老人还是愿意把整个集团叫做“北京出版社”，因为这是他们的根。

85岁的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张守仁就住在出版社办公大楼旁边的家属楼里。好的楼层，加上好的方位，是出版社对他贡献的肯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守仁说：“因为有贡献，就让我挑嘛，我是第一号，北京市劳动模范，有文件。”

张守仁参与了《十月》的创刊，担任过《十月》的副主编和编审。他与《林海雪原》《三家巷》《芙蓉镇》《将军吟》的编辑龙世辉，《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第二个太阳》《蒲柳人家》《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新星》的编辑章仲锷，《人民文学》的负责人崔道怡并称为北京文坛的“四大名编”。

龙世辉1991年去世，只活了66岁；章仲锷2008年去世，终年74岁。京城文坛“四大名编”如今只剩下崔道怡和张守仁两位。张守仁告诉记者：“崔道怡出生于1934年，比我小一岁。他发现了汪曾祺、李国文、蒋子龙等等，刘心武的《班主任》也是他发现的。我们几位编过的作品，不客气地说，构成了一部"当代文学简史"。”

北京出版社的前身是创立在西四牌楼下的“大众书店”

1948年岁末，一家私营的北平大众书店在北京西四大红罗厂胡同开张，那时的张守仁才15岁，还生活在上海。大众书店其实是党的地下工作交通站。新中国成立后，大众书店改为“大众出版社”。1956年，在大众出版社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出版社，先搬到东单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旁边，后又搬到《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楼下。

张守仁196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北京晚报》编辑副刊《五色土》，每天和北京出版社的人在一个食堂吃饭。他记得：“当时北京出版社才十来个人，他们在一楼的几间房办公。因为公私合营大众出版社改为国家出版社了，市委出版处派了一个副处长王宪铨到出版社，成为出版社的一号人物，担任第一任社长。”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北京晚报》副刊被批判，张守仁下放到门头沟区劳动改造，除了下雨天不劳动，其余的日子整天挖煤，还养了几十头猪。张守仁回忆：“我年轻时劳动很棒，人人都说我实诚。”

当地一位女赤脚医生给贫下中农看病非常负责任，下雨天不干活的时候，张守仁没事做，也没书可看，就写了一篇文艺通讯来赞扬赤脚医生。稿子寄给门头沟区广播站，编辑一看：“啊？我们山里面埋了个秀才呢！”

就这样，张守仁被调到门头沟区委、区政府写材料。1973年，40岁的张守仁正式调入北京出版社做编辑。那时，北京出版社在东兴隆街51号小院里办公。此外，新文化街也有办公点。

《十月》首期刊发了《爱情的位置》刘心武和编辑部接到5000封来信

熬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终于倒台了。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张守仁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1977年7月，张守仁和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王世敏及编辑章仲锷到山东组稿。省领导在号称“济南钓鱼台”的南郊宾馆做报告，他们听得枯燥，就溜出会场，来到花园里的树荫下聊天。当时大家强烈地意识到国家会有新的变化，他们能不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打破封冻着的坚冰，办一本大型文学刊物，迎接作家们从外地归来，吹响文艺的号角呢？

三个人兴致勃勃地商量刊物叫什么名字，《东风》《首都文学》等等想了五六个，但全被否决了。王世敏说：“要不咱们就叫《十月》？”张守仁积极响应：“这个名字好！1917年十月革命，1935年十月红军长征胜利，1949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这个名字太响亮了！”章仲锷接过话说：“十月还是丰收的季节呢！”

名字定了，张守仁回忆：“回到北京，就请故宫博物院一位书法家写了这两个字，不过书法家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另有资料显示，为《十月》题写刊名的是电影厂的美工李华锦。

王世敏组织了一个班子，由搞评论的女编辑黎汀牵头筹办刊物。由于当时很多作家还是“右派”，没有稿件，直到一年后，《十月》才出版了第一期。

第一期《十月》刊发了张守仁编辑的刘心武小说《爱情的位置》。张守仁说：“当时内部有不同意见，有的编辑说不行，因为当时爱情和死亡是禁区。没想到，小说发表后，刘心武和编辑部接到5000封来信，影响很大。后来好稿就源源不断地来了，最有名的就是丁玲的《牛棚小品》。王蒙1978年回到北京后，他的几部获奖小说都是在《十月》发表的。”

《十月》一经面世，就得到了全社会的欢迎，全国读者奔走相告。新华社还发了通稿，大意是说：文学有点解冻了，北京办了一个《十月》文学杂志。

《十月》创刊半年后，上海的《收获》复刊。《十月》创刊一年后，《当代》创刊。一年半之后，《花城》创刊。《十月》创刊后两年，全国雨后春笋般有了三十多个大型文学刊物。《十月》果然完成了破冰任务！

《公开的情书》看哭很多人出版社迁址荒凉的马甸桥东

《十月》在中国最好的印刷厂——新华印刷厂印刷，地点位于西直门往南一点。最多的时候，要印一百万册杂志，光北京印就不行了，武汉、成都等地也同时开机印刷。张守仁说：“后来我都有点难为情出差，一出差就被包围，都拿作品叫我看……”

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发表了作家白桦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剧本本身没有引起太大关注。第二年，《十月》发表了靳凡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描写混乱年代追求真理的年轻人观察、思考的心路历程。

当时25岁女大学生丁宁在图书馆读完《公开的情书》，放下杂志就跑到东兴隆街的编辑部。多年后她向记者回忆说：“编辑已经下班了，谁也没见着，我挺失落地离开了。”后来担任过北京出版社社长的吴雨初，年轻时在西藏阿里看完《公开的情书》，激动得哭了。很多年后，他见到《公开的情书》的编辑张守仁，用一个拥抱回忆青春。

1981年，章仲锷因故受到冷落，恰在这时，《当代》需要人手，孟伟哉约见张守仁，张守仁介绍了老朋友章仲锷的处境，章仲锷就调到了《当代》。在《当代》，章仲锷发现了大批优秀作家，推出了大批优秀作品。

2008年，比张守仁小一岁的章仲锷去世了。张守仁说：“我跟他1973年同时进入北京出版社，感情像兄弟一样。他去世后，100多位作家写了追忆文章，仲锷的老伴说："守仁写的最好。"为什么？我俩太熟了，经常互相攻击，揭老底。我说他总是脏兮兮的，他损我说话南腔北调，还说我臭棋篓子……”

1981年，王世敏、章仲锷等非常优秀的编辑离开了北京出版社，隋丽君、丁宁等三位编辑经过考试加入了进来。丁宁进入北京出版社开始编辑《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她回忆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新时期思想解放冲在最前面的，北京出版社推了好几份重要的刊物，一个是《十月》，毫无疑问是大刊物，不用说了。还有就是我编过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随着编辑人手增加，出版社原有的两处地方不够用了。张守仁回忆：“当时还是军代表找了24亩地，在马甸东面。因为我们当时还有个名字是"毛泽东著作办公室"，旗帜太响亮了，所以有了地儿。不过，那时候这里还是庄稼地，种的麦子，还有一些桃子树。因为偏僻，公交车只有一趟，进城很不方便，很多人嫌太远，不愿意来。这时军代表说话了："定了就定了。" 1982年，先盖起座红楼，是我们的宿舍，我就从城里搬来了。”

一群有骨气的编辑追求文学独立性《高山下的花环》发行了1100万册

丁宁和《十月》的几位创始编辑并没有交集，她印象最深的是陆元炽：“陆元炽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受过"三家村"的影响，对于思想解放是从心里拥护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和《十月》编辑部紧挨着，丁宁对张守仁等编辑很熟悉。她说：“这些人都是经历过运动，然后有追求、有思考的一拨儿人。”

陆元炽用自己的前途，把《十月》和《十月》的编辑全部保住了，丁宁说：“老陆是一个洞察时事特别清楚的人，为人特低调。反正所有老编辑提起老陆没有一个人不赞许的，这个人没有一点奴颜媚骨。”

张守仁说：“我非常欣赏陆元炽，出版社一把手，党委书记。作品受到批评，编辑们不服，其实陆元炽根本就没有接触这个稿子。但事情发生了，上面问："你领导的出版社怎么出现这样的错误啊？"他就承担了所有责任。出版社高楼盖了七八幢，每次分房子他都不要，依然是住在苏州胡同的两间平房里，直到去世。”

有陆元炽这样的社领导，有一个强大的编辑队伍和更为广大的读者的拥护，老编辑们也倍儿抱团，他们经过运动以后，有反思，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不受干扰。大家一拿到好稿子就赶紧写报告，找领导谈，千方百计让稿子发出去，非常投入。

1982年春天，张守仁参加军旅文学座谈会，作家李存葆知道他是《十月》杂志的编辑，主动找来。李存葆有几个小说题材，征求张守仁意见。一个关于自卫反击战，一个关于军营里的爱情，还有一个关于红军英雄的一生。李存葆说的很多细节感动了张守仁，比如战士们受伤从前线回来，当地妇女们一篮一篮的鸡蛋送到医院里，不要钱。也有军旅里走后门的事情，父亲知道打仗了把儿子从前线调回来。

张守仁把李存葆叫家里，说：“我们的军事文学是没有出息的，常常是拿地方上一个坏人作为对立面，这绝对没有艺术力量。军事文学要想激动人心，是要真实地描写军队，以及战争的残酷及争议性等等。原子弹为什么有力量？是原子核内部破裂，发出极大的能量，那么艺术作品也是这样。”

李存葆听了张守仁的建议，超水平发挥完成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前后发行了1100万册。张守仁不无骄傲地说：“《十月》办得很红火，红火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全国有一百多家刊物，都争着抢着和我们交换刊物。1981年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一共十五篇，《十月》一家就得了五个，而且第一名也是《十月》的。1983年评奖，《十月》还是得了五个，第一名还是《十月》的。”

见证文学的黄金岁月遗憾扔掉了大量珍贵的作家手稿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100名“改革先锋”中有两位作家——“改革文学”作家代表蒋子龙和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路遥。

蒋子龙的《开拓者》是张守仁编辑后刊发在《十月》上的，获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路遥最有影响力的《平凡的世界》则是北京出版社旗下的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迄今为止已经印刷了1700万册。

张守仁说：“1700万册什么概念？ 20世纪以来，除了《毛主席语录》，没有超过1700万册的。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印了150万册，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啊！”

张守仁赶上了一段文学的黄金岁月。他感慨：“很幸运我是见证者、参与者，这必须感谢北京出版社给了我一个平台，使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了一些作用。有了《十月》杂志，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当代那么多的名作家，编了那么多好稿子，这是北京出版社给予我的，也是《十月》的同事给予我的。当然，我也是一个积极的工作者，如此而已。”

令张守仁遗憾的是，大量作者、读者的来信都扔了。一者太忙，一者空间太小。他说：“忙得一塌糊涂，几十个编辑合用一个电话，大家挤在一起，一个屋子装了六七个编辑，我就一张桌子，信多得没地方放。蒋子龙的《开拓者》手稿，张贤亮最好的作品《绿化树》手稿，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手稿，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手稿，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手稿，王蒙的手稿，铁凝的手稿，统统扔掉了，非常可惜。”

1993年，《十月》发表了贾平凹的小说，张守仁没有参与编辑，并且对小说也保留自己的看法，但出了问题后，作为《十月》的副主编，张守仁说：“尽管我没有参与，也不是终审，但既然我是领导之一，就应该承担责任。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旦集体出了问题，他不应该躲闪！”

离开《十月》时虽已到退休年龄，但张守仁的事情并没有减少。在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华基金会，在《作家文摘》都有事做。全国文学评奖，张守仁一直是主力评委。离开《十月》二十多年来，他没有一天闲下来过。不过回首人生，《十月》刻在他生命里的胎记依旧清晰。

图片提供/刘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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