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中，家长应对“神兽”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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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给孩子带来的不只是学习方式的转变，还有人际交往方式和娱乐方式的改变。在此时，一个强有力、情绪稳定的家长才能当好孩子的保护伞。

与女儿的矛盾

宋晴是在家待了近一个月后，意识到不得不要解决与女儿之间的矛盾了。她今年42岁，有一儿一女，女儿14岁，读初二；儿子12岁，上小学六年级。四月初，她家所在的区接连出现了病例，区和区之间的公共交通往来被中断了。宋晴没有车，工作的地点离家又很远，只好待在家里。

这段时间，焦虑不断向宋晴席卷而来。她原本在一家瓷器公司上班，主要的工作是直播卖瓷器。直播很辛苦，没有固定休息日，下班也很难准时，且底薪低，工资全靠绩效。好在绩效好时，她一个月也能赚一万多块钱，足够她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宋晴是去年跟丈夫离婚的，两个孩子与她一起生活。如今生活只能靠不多的积蓄。宋晴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刷手机看新闻，看有没有新增病例，什么时间公共交通继续通行。可每天等来的都是失望。

《小舍得》剧照 让她失望的还有在家上网课的女儿。女儿读初二，正是学业繁重的时候。宋晴却在女儿身上看不到努力的迹象——网课开始的时间是早上8点，可每天一直拖到七点五十，她怎么叫女儿都不起床。等上课时间到了，14岁的女儿就在床上打开手机听课，不刷牙不洗脸也不吃饭，一窝就是一个上午。宋晴很生气的是，每次她推门进去看女儿有没有好好上课时，却发现女儿已经睡着了，只有手机里的课程还在响。她试图叫醒女儿，但一会不盯着女儿又睡着了。 老师的催促反而越来越频繁了。宋晴说，每天早上她都是被老师发来的微信震醒，问女儿为什么不交作业。宋晴特别生气，一是觉得女儿不听话，一是心疼钱——平常学校的网课不说，周日的网课都是报的课外补习班，一百五六十元一堂课，“学不了东西，钱都白花了。”她联想到了自己的病情，更觉得无望。三个月前，她在体检时发现肺部有病变，去医院复查，医生告诉她是肺癌早期，让她赶紧做手术。可她在排队等候手术时，所在的区有地方升级为中风险区，医院不接收她。“我每天后背和胳膊都在疼，可能病情变重了。” 宋晴想改变女儿的状态。宋晴告诉本刊，在家上网课前，女儿虽然表现得比平常的小孩叛逆一些，可学习上一直不用她费心，从来没有出现不交作业的情况。她将女儿变化的原因归结为手机的频繁使用上。上网课前，宋晴一直控制女儿使用手机的时间，白天她将手机收在自己这里，等晚上女儿写完作业，她将手机交给女儿——晚上，老师会将作业的标准答案发在群里，让学生核对做错了哪些题。对完之后，宋晴再把手机收回来。 可现在，因为网课，女儿天天将手机捧在手上。即使是宋晴跟女儿说话，女儿也不搭理，她看起来总是在跟人聊天，热火朝天的样子。凭着母亲的警觉性，宋晴隐约意识到与女儿聊天的可能是一个男生。宋晴觉得女儿白天上课总犯困，一定跟晚上玩手机有关系。她想收回女儿的手机。说了好几次，女儿都不给。有一天，宋晴又要拿手机，女儿表现得很抗拒，两个人拉扯中，宋晴爆发了。她使劲地夺，结果手机掉在地上，屏幕裂了。宋晴还是不解气，想捡起手机再摔一次，“摔到粉碎。”在她捡手机的瞬间，女儿一脚踩在了宋晴的手上。“手指头都踩弯了。”宋晴说。 宋晴捂着手指坐在地上，有些恍惚，她看到女儿捡了手机，转头就走了，钥匙都没带。等了好几天，女儿都没回来，她联系不上她，只好报警，后来才知道一直跟女儿聊天的同学拿钱帮女儿开了一个宾馆。这样离家出走的事情，后来还发生了好几回。宋晴没有办法，只好给前夫打电话，让他把女儿领走待一段时间。没想到，又引来了一片混乱，前夫拖着女儿往外出，女儿死活不愿意走，两个人只得揍了女儿一顿。

环境变化的结果

无奈之下，宋晴只好改变策略。她开了一个抖音账号，在上面讲述自己的困扰。没想到，引来了很多的共鸣，有家长，有孩子——家长说：“我家孩子与你家情况差不多，用了好多办法都没用。”孩子则说：“阿姨，我父母也这样，你一定要跟自己孩子好好聊聊。”宋晴听了后反思了一下自己，她去找女儿“谈判”，说只要不再离家出走，可以把聊天的朋友带到家里来，但前提是，每天要按规定时间上交手机。女儿答应了。

有不少面临类似问题的家长为此去寻找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华东师范大学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陈默从1996年起开始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工作，已陆续给上万个家庭做过心理咨询。她告诉本刊，在上海疫情期间，来找她的家长一般带着下面几个问题：孩子为什么安不下心学习？孩子老玩手机怎么办？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学进去？她遇到一家家长跟宋晴一样，在孩子上网课时总想推门进去看，最后大人和孩子打了起来。“其实孩子的成绩是有提升的，但家长总觉得孩子没把所有精力用在学习上。他们不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本来的特点就是要把房门关起来，有自己的空间。”

《小欢喜》剧照 张彩云居住在上海，有着8年心理咨询经验，目前是一家青少年家庭亲子教育平台“少年大不同”的签约心理咨询师。她告诉本刊，上海出现疫情后，起初因家长、孩子无法外出，平台的咨询量是在降低的，比例大概在10%~15%，但上网课3周以后，平台的周预约量增长了25%-35%。在接受记者采访前一天，她咨询到晚上11点才结束。 在张彩云的观察下，疫情下的矛盾主要聚焦在家长和孩子之间因为网课爆发的亲子冲突。张彩云说，疫情前，家长们就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感到困扰，当时，这个问题并不突出，跟考试、睡眠、周末学习等内容经常混在一起。但现在，这已经成为咨询的主要的问题。她举例说，2020年第一波疫情后的复学阶段，手机使用时间大幅压缩，出现了一波咨询小高峰。这个小高峰是在复学后的10-11月，伴随期中考试成绩，相比于9月的咨询量上升至少25%，“一个咨询师有的时候一天要咨询三四个家长。”张彩云估计，等今年的疫情结束，咨询预约会更加提早，且在复学后1-2个月也会再有高峰。 张彩云告诉本刊，疫情期间家长前来咨询，大多说的是最表层的行为，比如孩子的手机拿到手里就不肯还了，孩子在上课期间浏览网页。张彩云通常会询问，是上哪一门课的时候浏览网页？主课还是副课？一天浏览几次？她发现，当询问细节问题时，有的家长回答不上来。而有的孩子告诉张彩云，有的课程内容很简单，在学校都学过，就会想看下网页。张彩云也会询问，这门课老师上课点名回答问题，孩子有响应吗？家长反馈说还可以。“家长容易根据孩子的一个行为进行灾难化的推断，尤其孩子关着房门上网课，家长就更焦虑，觉得他肯定没在上课。” 《少年派》剧照 这些冲突的根源大都源于疫情期间孩子和家长面临的环境变化。张彩云说，孩子由学校读书转为在线课程，这不仅是学习方式的转变，还附带着人际交往方式和娱乐方式的改变——在学校，孩子可以跟同学聊会儿天、扮个鬼脸或者打闹一下，满足自己的娱乐和社交需求。他们非语言的表达空间比较充分，学生们可以一起去打篮球、踢足球、奔跑，有舒缓的空间。而现在，一切都变得缺乏了。“就像很多人挤在一个电梯里，很容易烦躁。如果你一直要坐到30层，电梯到了人们会忍不住开门出去。现在全家人挤在一个小空间里，更容易带来情绪问题，尤其是青少年，激素水平高，没有释放的机会。”陈默告诉本刊，如果处理不得当，孩子会变得更加逆反，焦虑，跟父母争吵，慢慢发展成不愿意上学。 张彩云和陈默的观察也被研究所论证。2020年6月，《欧洲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刊登了一项由北京大学等四个单位联合开展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调研中国第一波新冠疫情封控期间（2020年3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这项研究纳入了8079名12-18岁的中学生，来自全国21个省和自治区。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问卷调查，评估这些中学生在包括过去两周内的抑郁症症状和焦虑症状两个指标。 其中，关于焦虑症状的研究采用的是中国版的一般焦虑量表，内容包括7个方面：1. 感觉紧张，焦虑或急切2. 不能停止或控制担忧3. 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忧过多4. 很难放松下来5. 由于不安而无法静坐6. 变得容易烦恼或急躁7. 感到似乎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而害怕。每个问题都有四种不同程度的答案可以选择，也都给出相应的评分。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8079名学生中，37.4%出现了焦虑症状，而同时出现了抑郁症症状和焦虑症状的比例则为31.3%。

研究者还发现，不同年级的学生抑郁和焦虑症状有所不同。随着年级的增加（从初一到初三和从高一到高三），有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学生比例会增加。这些表现除了跟升学压力相关，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为他们被隔离在家中。研究者提议，相关部门可以考虑提供在线或基于智能手机的心理干预。而德国汉堡大学在2021年的一项针对7-17岁的青少年研究也表明，在新冠疫情下，82.8%的青少年认为疫情减少了他们的社交，70.7%的青少年认为他们因为疫情而感受到了压力，53.2%的青少年在疫情中感到烦躁，43.2% 的青少年在疫情中出现了睡眠方面的问题，33.8%的青少年感到情绪低落，还有27.6% 的青少年认为疫情让家庭争吵变多了。

亲子矛盾的催化

就在前段时间，保定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个女生，电话接通后，她一直在哭，热线人员问了很久，才知道她刚刚吃了30片药物，其中有十几片是抗抑郁的药物。热线接线员怕刺激到女孩，只好一边安抚她，一边询问一些与她基本相关的信息。热线的负责人、保定市心理健康研究会会长刘楠告诉本刊，对于来访者的个人情况和表达，热线的心理咨询师本身是要遵守保密原则的。但遇到特殊情况，他们会打破这个规定。

在电话接到第八分钟时，热线员已经知道了女孩的大致情况：她在河北下面的一个市区生活，爸爸在外地工作，母亲外出遇到疫情被封控在外地，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女孩读高三，本来此时应该在学校，因为身体不舒服，请病假在家休养；“她本来生活自理能力就弱，那时她所在的地区正处于疫情中，外卖都很难点的到。”刘楠告诉本刊。 了解这些情况后，热线员向一起值班的另一位咨询师示意。对方通过保定团委联系到了女孩所在市的团委，继而又找到当地教育局和公安系统。一场关于女孩的紧急营救就这么开始了。“女孩也不说自己具体在哪里，也不给老师的联系方式，好在那个市就一所高中，教育局马上联系中学核实了哪些学生不在学校，迅速缩小了排除范围，很快聚焦了女孩身上。”刘楠告诉本刊，在接线员的引导下，女孩讲到自己住的楼房有12层，对面视野开阔。这一些消息迅速传递给了当地公安局，好在这个市只有两栋楼是12层高的，且其中一栋前面有遮挡。就这样，公安局的人找到了女孩，并迅速送到医院抢救。 刘楠告诉本刊，他们是后来才知道，女孩之前就出现过情绪问题，服用过一段时间抗抑郁药物。而女孩抑郁的原因在于，她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姐姐，不管是父母还是身边的人都在拿她跟姐姐做比较，“她的价值感极低。这次生病在家其实也是情绪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刘楠告诉本刊，他们发现疫情期间，不少青少年出现问题，根源还是在家庭的固有问题。他还遇到一个初中孩子，自杀了两次，“他跟我说即使他考了98分，班级第一，父母还是不认可他，而是训他为什么被扣了两分。” 马永春今年44岁，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心身二科副主任医师，主要的专业方向是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他告诉记者，疫情之后，科室的工作重心基本上转到儿童青少年上。他们接触的案例，主要集中在初中，尤其是初中二年级。青少年的情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比如不想上学、抑郁、自杀等。马永春说，家长此前已经求助过学校的心理老师、校外的心理咨询师，实在搞不定再来医院。

图 | 视觉中国

马永春说，疫情期间科室的咨询量是疫情前的10倍左右。来咨询的家庭，很多疫情之前就是“带病前行”的，疫情只是加重了“病情”。有一个家庭，父母都是上班族，在2020年的一天，孩子突然说肚子疼、头疼，反复请假不去，不愿意去上学。父母给他请过心理咨询师、送到外地读书，都没有效果。父母带着他来马永春这里咨询时，父母表现的很茫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在咨询过程中，他们一直在互相指责。“我老早就说过，她这样带孩子是不对的”。父亲这样说，而母亲则表示，“大家都是这样啊，又不是我一个人。” 等家长和孩子都居家以后，在家办公的两口子更加繁忙，加班的情况很多，对于孩子的管教也减少了，关系也有疏远。孩子因为线上学习，慢慢接触手机。妈妈对孩子手机使用采取比较松的态度，爸爸觉得不能放手，父母间的冲突增加，不断争吵。孩子经常玩手机到很晚，父母也认为他是玩到很晚所以才第二天头疼，不能上学，也骂孩子。 马永春咨询后发现，这背后是夫妻关系的问题，妈妈生活比较懒散，比如碗不及时洗。爸爸对生活比较较真，孩子也站在妈妈的一队，爸爸一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唠叨、烦躁，经常会指责妻子或孩子。面对这样的情况，马永春只能告诉他们要包容对方，二人也表示愿意去尝试。“学生内卷、家长996，整个社会都处于高压状态。现在上网课，学校将一部分教育责任转嫁给家长，家长本来是给正在学习的孩子送水果的，却变成了拿着棍子的人，这也是一种变化。”

家长的情绪稳定

前两天，刘楠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电话来自一个生活在西安的妈妈。她告诉对方，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家里的生意一直不景气，半年前她的丈夫自杀了。这之后，读高三的大女儿一直表现得很暴躁，不愿意上学，时不时还动手打妹妹。“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影响考学怎么办？”她很着急地问刘楠。

在了解情况后，刘楠告诉这个母亲，现阶段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女儿考学，而是孩子的哀伤处理问题。刘楠曾是汶川地震心理救援志愿者督导，既往的经验告诉他，只有解决了哀伤的问题，人们才有可能往前走。他建议女孩的母亲召开一个家庭会议，平和地给孩子讲述父亲离世的事情，并告诉女孩父亲的离开并不是逃避。他还建议女孩给父亲写一封信，在墓碑前念给父亲听。

《海街日记》剧照 刘楠告诉本刊，“疫情到现在虽有三年时间，人们看着已经习惯了疫情，但真正当疫情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区域时，即使是成年人也会措手不及。”他提到一个案例，对方是一个男性，当他所在的地方出现疫情被隔离在家以后，他砸烂了家里的所有东西。“他是打工的，他说自己有房贷有车贷，可现在哪都去不了。”“我是不是要成为失信人员了。”他问热线咨询师。还有一个家长，自我焦虑的同时，又担心孩子的未来，网课一开始，就在孩子房间里装上了摄像头。 对于来访的焦虑家长，陈默   会非常直接而强硬地告诉他们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能，“家长们必须要将精力放在自己的事情上，不要过于去管控孩子，每天吃饭时一家人交流一下就好，也不要将焦点放在孩子身上。”陈默说，“现在难点其实是在家长很难将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一焦躁就容易吼孩子，挑孩子毛病。家长们应该稳定情绪，不要将焦躁传染给孩子，帮助他们顺利度过疫情带来的变化。” 这段时间，陈默发现，她的咨询案例中，在家长没有过度干预的家庭里，有几个原本存在抑郁症状的孩子状态是在变好的。“其实，不少青少年的抑郁是由于学校里同伴的竞争导致的，他们在学校里会不停地比较。疫情反而让这种压力变小了。”陈默告诉本刊，面对疫情的影响，只要父母能够给孩子提供强有力的帮助和保护，孩子就会觉得是安全的，“会觉得父母能够保护自己，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在陈默看来，   尤其对于3-6岁的孩子来讲，疫情其实给了家长们提供了一个与其相处的机会。   “以前父亲都在外工作，一天不着家，很难陪孩子。   3-6   岁是孩子探索的年龄段，在这个过程中，母亲的陪伴带给孩子的是心理安全，父亲的陪伴则带来的是勇气。   ”陈默告诉本刊，“就   像一个小动物，他探索世界的时候，   有   老动物   带着   他就不怕了，   以后也会   勇往直前。   ”至于原本该有的户外奔跑类的肢体运动，陈默说也可以在房间内找些活动代替，比如说带着孩子玩躲猫猫、做一些手指方面的精细动作，或者对着墙面打乒乓球，“哪怕家里爬一爬也挺好。   ”  

《学区房72小时》剧照 在疫情居家阶段，如果家长没有处理好，带来的可能是孩子后续的问题。陈默说在2020年疫情刚结束时，学校老师反应有些孩子回到学校时变化很大，“小孩比以前表现地活跃，在教室上蹿下跳，总是接老师话。这就是疫情期间家里管得太严，压力太大了，出去就要释放。” 2020年第一波疫情结束后，有一个小学高年级的男生，主动找张彩云咨询。他的困扰在于，疫情复工后，家里没人管他，他每天玩手机差不多四小时，复课后一下子被压缩到半小时。“我搞不定。”男生一直对张彩云说自己搞不定。复课后，家长不允许他玩那么长时间手机，最开始他提出玩2小时，时间压缩为原来的一半，家长不同意。后来，他提出玩半小时，家长还说多了多了。“从四小时一下子压缩到半小时，本来就是很难做到的。”张彩云告诉男生。他恍然，“那这不是我的问题是吧？”“不是你有多大的问题，而是要给自己一两周的缓冲期，慢慢把玩手机的时间降下来。”张彩云说，这个男生回去后他不再跟自己较劲，跟父母商量，慢慢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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