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余隆：如何让世界爱上来自中国的“音乐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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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1月1日电 题：如何让世界爱上来自中国的“音乐之声”？

　　——专访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著名指挥家余隆

　　中新社记者 应妮

　　《纽约时报》首席乐评人哈罗尔德·C.勋伯格在《伟大的指挥家》一书中写道，“他有多重身份：音乐家，管理者，执行官，使节，心理学家，技师，哲学家，以及可以随时发怒的人……如果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没有绝对的信任，他就什么也不是。”文中的“他”，并不实指哪位指挥家，而是对这一群体的概括。

　　如果不是凭借对自己的绝对信任，25年前，指挥家余隆或许很难创办起北京国际音乐节并一路走到今天——这段历程被形容为“在沙漠里盖房子”。而今，这座房子不仅打下了牢固基础，还成为一座高楼。每年金秋，海内外顶尖音乐家和乐团出入于此，优秀的作品、新锐的舞台形式在这里上演，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为古都北京的一张金色名片。

著名指挥家余隆在“余隆与GYSO”元宵音乐会上指挥。瞿宏伦 摄

　　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如何打造“中国概念”的交响乐？如何用高标准打造一个国际音乐节？如何用交响乐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爱上来自中国的“音乐之声”？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著名指挥家余隆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一一作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25年前筹办北京国际音乐节，你的初心是什么？

　　余隆：1997年我33岁，结束在德国的留学回到北京，年轻气盛意气风发，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无知无畏”，想在音乐领域尝试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

　　我和几位朋友尽情畅想对未来的憧憬，当时的念头是：有没有可能在北京这个全国文化中心，办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职业音乐节？1998年3月，一份仅有3页的关于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意报告，得到了当时文化部和北京市主管部门的批复。1998年10月，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举办。

　　筹备第一届音乐节的很多细节，包括策划项目、邀约艺术家、签订合同、敲定场地等，在我脑海里仍清晰得像在昨天。一转眼，竟然已是将近25年前的事情了。我从一个30岁出头的青年指挥，变成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指挥家和艺术管理者。我把人生中最美好、最精彩的25年献给了北京国际音乐节，有音乐节陪伴的25年是非常幸福的。

第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特别专场演出在中山音乐堂举行。富田 摄

　　我的理想始终如一。首先北京是国家的首都、政治中心，全球都透过这里观察这个如火如荼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大国；其次作为文化中心，这座城市有很多热衷艺术的人。我希望给世界提供一个用文化视角关注中国的窗口，同时通过职业化的运作和专业化的视角，让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为在世界范围内音乐艺术传播的典范之一。

　　中新社记者：如果简单概括北京国际音乐节25年来的历程，你会怎么总结？

　　余隆：这25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坚持用最高的艺术标准、最职业化的运营机制、最前瞻性的艺术理念，搭建东西方音乐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平台。我们邀请阿格里奇、斯特恩、巴伦博伊姆等艺术大师和柏林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巴黎管弦乐团等顶尖艺术团体造访北京，实现了无数乐迷可近距离感受以往只能在唱片中听到的艺术家舞台风采的机会。

著名指挥大师阿什肯纳齐在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了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传世之作－－由六首交响诗组成的管弦乐套曲《我的祖国》。李刚 摄

　　2001年，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次开启“委约模式”，至今已有超过20部委约作品在音乐节上演。音乐节委约作曲家周龙创作的歌剧《白蛇传》更获得普利策音乐奖，创造了华人音乐家的历史。

　　2002年，音乐节首度提出“中国概念”，通过音乐让世界聆听和了解中国。我们为黄自、丁善德、谭盾、叶小钢、郭文景等杰出的中国作曲家举办音乐专场，对民乐、戏曲、少数民族音乐等中国音乐形式，进行了富有创造力的展现和推广。

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张亨伟 摄

　　2005年，我们实现了瓦格纳的鸿篇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在中国的历史性首演，还上演了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贝尔格、肖斯塔科维奇的多部歌剧杰作，填补了中国歌剧舞台的空白。

　　一直以来，我个人和音乐节都在坚持传递一个理念，“音乐节，不是单纯的汇演，不是简单地把许多台演出集中在一个时间段里”，而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理念和明确的主题。基于此，才有了2011年演出音乐家马勒的全集，以及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仍隆重纪念贝多芬的一系列策划，更产生了2016年以来在北京三里屯进行的以“新锐单元”板块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舞台创新与探索。

马勒第八交响曲的排练观摩活动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吴间道 摄

　　只有不断尝试、勇于创新，拒绝自我重复，坚持艺术标准，才能保证音乐节持续的生命力。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拉近古典音乐与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距离，从演出场地到表现形式，力求贴近现代都市生活。

　　中新社记者：有观点认为交响乐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你如何看待？

　　余隆：我认为这是悖论。对交响乐团来说，它不能分为中国或外国的，只有专业和业余的差别。

　　今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很多东西不能单纯区分这是西方或东方的，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人类共同的财富，音乐就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世界性语言。

百年名团伦敦交响乐团访华巡演在北京华彬歌剧院举行，交响与东方传统乐器相融合。刘震 摄

　　用音乐与世界对话，首先是建立标准。当艺术的标准与世界标准匹配，信任很快能建立起来。音乐家之间的口碑很重要，建立一个口碑可能得花10年，但毁掉口碑可能就需要一次。其次是职业操守。职业操守就像这个行业的试金石，可以把它想象成武侠小说里高手过招的场景，一个眼神、一次搭手就足以了解对方的实力。

　　作为一个用“交响乐”与世界对话的艺术工作者，我要做的是利用手中的指挥棒传递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热爱。海为何能纳百川？因为它足够低调、包容。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以博大与包容为基石的天然向心力。

著名指挥家余隆(中)和演奏者亮相杭州亚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交响音乐会。王刚 摄

　　中新社记者：面对不同文化，如何用“交响乐”讲好中国故事？

　　余隆：如何让一个故事被另一个国家、另一种语言的人听懂并感动，需要换位思考。所讲的故事必须要达到一定艺术高度，才能让听众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比如陈其钢的作品，通过不同的演奏形式、乐器来表现中国文化，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美的传递是相通的，交响乐和歌剧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

大型交响声乐套曲《刘三姐》在广西南宁上演，通过交响声乐套曲的表现形式，以广西《刘三姐》为代表的民歌为蓝本，将独唱、重唱、原生态重唱、合唱、交响乐队进行有机融合。洪坚鹏 摄

　　在中国要有世界文化的声音，在国际上也要有中国文化的声音。中国的艺术机构对中国作曲家、中国音乐、中国文化的推广责无旁贷，但真正能走出去的作品要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基因认同，越提炼中国文化，越能走向世界，而不是模仿和照抄西方。简单的复制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承担一项很大的社会责任，要向西方主流社会传递中国文化。具体到古典音乐这个领域，绝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应该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现在，中国已有像杜韵、周天这样年轻优秀的作曲家进入国际视野并成就非凡，我期待未来更多年轻一代作曲家能带着作品、代表中国走出去。

“文化中国·全球华人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张勤 摄

　　“中国概念”的推出，不仅仅是推出几个作曲家和演奏家，而是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展现当今中国的风貌，这才是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概念”的目标——让世界爱上来自中国的声音。(完)

　　受访者简介：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著名指挥家余隆

　　余隆，生于上海音乐世家，毕业于柏林高等艺术大学。现任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香港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主席、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余隆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并任艺术委员会主席至今。

　　 余隆曾获评“年度中国文化人物”，获颁“中华艺文奖”、中央音乐学院荣誉院士证书、“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公民奖”、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桑福德奖章”、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称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香港演艺学院荣誉博士学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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