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两会｜杨光斌：为什么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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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记者：李纯

　　本文首发于2021年10月25日

　　编者按： 　　全国两会收官，开局之年，世界瞩目。 　　进入新阶段，面对新任务，应对新变局，中国正向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稳步迈进。 　　如何透过两会读懂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在变动局势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秉承？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中新社“东西问”特整理系列学理文章，于3月3日至3月13日推出，以期帮助读者理解全国两会热点折射出的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主张，及其背后蕴含的中华文明特质和智慧。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藉由疫情，多方人士关注到中国国家治理的比较优势。

　　疫情防控如何体现中国国家治理的特点？中西方对国家治理的理解有何差别？为什么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相关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资料图：2021年10月11日，福建省莆田市初三与高三年段学生恢复线下教学。中新社发 蔡昊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应如何从这次抗击疫情中看到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势？

　　杨光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为比较各国政治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大案例。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面对同样的治理危机，所采取的对策不同，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不同制度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制度在特定重大议题上的优劣，并直接通过各自秉承的治理观念与理论而表现出来。

　　在这次战疫中，表现为政策形式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才能迅速遏制疫情蔓延。为了人民生命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举国体制”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治理，表明这个体制有强大治理能力；举国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深层结构则是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确保了制度的协调性和整合性，成为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相结合，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居民自治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了国家与人民利益一致、国家与社会合作共赢的社会善治局面。

　　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动员是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畅通了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培育了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治理主体又是多元统一，而非多中心分散的。

　　当代中国要努力实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其中一个要点就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或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历史表明，人民利益不会自动实现，只能由国家或者政府去代表、去努力。这是一个谁主导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性问题。

资料图：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无声诗里颂千秋——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主题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国家治理的“中国性”体现在哪里？在历史长河中如何找到今天中国政治制度的文明基因？

　　杨光斌：在与西方治理理论这种强势话语的对话中，中国人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也就是国家治理理论。“国家治理”与“治理理论”的不同在于“国家”的角色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得到各界的热烈呼应。

　　这个命题被提出后，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就被明确区分开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话语体系中，“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

　　对此，我们也需要注意避免两种认识上的偏差：一是简单套用西方“治理”概念解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二是简单认为“治理”概念只是西方当代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

　　其实中国当下的治理体系在5000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是有源可溯的。中国人是与生俱来的“治理主义者”，公元前8世纪中国就有了专门用于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绝大部分内容是国家治理，不但有治理实践的记录，还有丰富的治理思想。

　　鉴于中国历史不可思议的“延续性”，在中国管用2000多年的思想，即儒家的民本思想，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应当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如今中国人强调“人民至上”。

　　正因为中华文明基因中蕴含了无比丰富且经得起考验的治国理政理念，比如“大一统”“官天下”“大同世”“小康世”“重农抑商”“贤能理政”“以民为本”等，这个文明共同体才得以历经磨难而“其命维新”。这是许多西方理论家无法理解的经验，“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根本无法处理中国的历史。

资料图：美国国会山。中新社记者 沙晗汀 摄

　　中新社记者：中西方对国家治理的理解有何差别？为什么说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

　　杨光斌：虽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城邦的目的在于“最高的善”，但西方的现代性国家却来得很晚，这是2000年“巨变”的结果。而中国在周朝就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并且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民惟邦本”的说法。

　　中国先贤所关注的焦点是“致治”。相比而言，希腊—罗马几乎没有关于治理的思想，最高的经济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分工的观察，自亚里士多德之后直至17世纪的西方经济思想一直呈衰败之势。至于说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整整比中国晚了200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冷战之后，西方开始向非西方国家推行自己都从未实践过的制度：在经济落后、没有法治传统的社会强推选举式民主即党争民主。

　　“党争民主”能治理吗？必须要说明的是，“党争民主”能分配权力、能分蛋糕，但能不能治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历史与现实已经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实行党争民主而走向发达序列。

　　西方国家的发达不是因为“党争民主”，而是因为发展得早。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话语，说到底是随着其强大的物质文明而推展开来的，没有哪一个在物质上、经济上弱势的国家的思想会成为世界的思想。

　　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这些正式的政治制度很容易模仿，有些国家甚至直接移植过来，却依然得不到有效治理。亨廷顿用了一个词叫“普力夺社会”，即立党为私、执政为己，争相攫取公共资源，这就是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的现象。

　　西方人一谈到治理，必然是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多中心主义治理，强调NGO各种社团的作用，而不是强调国家的作用。由此，西方政治理论强调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去国家化、去政府化。

　　对世界广大国家来说，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对此，西方的治理理论非但不适用，甚至是在伤口上撒盐。

　　实践表明，移植而来的“飞来峰”式政治制度，会因水土不服而导致无效治理甚至国家失败；而根植于本土的政治制度，具有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文化传统的滋养，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助于避免一个大国犯颠覆性的错误。

资料图：2021年6月27日，辽宁大连中山广场中央，一枚10米高的金色党徽散发着光芒。图片来源：ICphoto

　　中新社记者：我们应当如何解释“中国道路”？未来中国国家治理之路应当在哪方面予以完善？

　　杨光斌：中国道路可以有很多层面的解释，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逻辑是以民本思想来包容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中国自古便是民本主义所表现出的国家主义，这是我们自己在文明基因上的一项优势，包含着组织学原理，大家称之为外儒内法的组织学原理，讲的是怎样把国家组织起来。

　　国家组织起来以后，就是民本主义的治国之道，民本主义就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这就是说，中国人讲治理肯定是国家治理，刚刚也谈到了“国家或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当然这并不排除社会治理，比如说NGO的自治、村民自治等。

　　从过去到现在，中国政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就是协商政治。与西方的票决机制不同，中国更加重视协商民主，建构了多种协商渠道，凸显有事好商量、一起商量着办的人民民主真谛。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会置身于世界政治之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向西方取经，意图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最后则是马克思主义胜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固本革新中独树一帜，“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引起世界的关注和研究。

　　中国人常说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既体现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也直接表现在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上，其比较优势已经得到证明。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并非生搬硬套“西方化”。也正因此，中国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经济社会上的发展已有目共睹，但理论上的发展依然需要克服一个巨大的挑战。要进一步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事关权威、民主、法治的政治理论和制度安排，还需要在政治理论上得到丰富，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

　　受访者简介：

　　杨光斌，博士，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发表中英文论文200篇以上，政治评论150篇左右，专著11本。近些年，在政体理论、民主理论、政党理论、国家治理能力研究、合法性理论等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并将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实践性政策，为建设中国政治话语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提出并推动的历史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新范式；推动的世界政治学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新议程，引领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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