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诗人”：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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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诗人”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远至国风汉乐府，近到外卖诗人王计兵，起于民间的诗人以语言浇心中块垒。他们发出的声音，在这个喧哗与骚动的时代显得如此稀缺又弥足珍贵。

　　他们被称为“野生诗人”，但已无法被忽视，有媒体统计，仅在快手、B站和小红书上写诗的人，就超过百万。近日，快手联合单读推出一部由普通劳动者集体完成的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他们是这个社会普通的一员，对诗歌却有着纯粹的热爱，也因为诗歌，他们开始被看见，被关注。第28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几位“野生诗人”，走进他们的生活与诗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庆 实习记者 李瑞峰

　　周长峰

　　用诗歌再现“似水年华”

　　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的同名诗出自苗族青年周长峰，笔名长风。今年34岁的他，在贵州毕节的一所中学做历史老师。“我喜欢跟学生打交道。”周长峰说他执教十年，中途曾短暂入教育局工作，但很快又退回学校。这份持守，或迂腐，在他前女友看来，或许是不求上进的证明。

　　去年，结束这段相恋6年的感情后，他走入公园，撞见一丛桃树。三月的桃花招引他举起相机。在镜头里，他发现了春天，于是写了那句：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后来，又促使他完成了一首诗：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在一朵桃红之上，提取甜蜜

　　让生活破土而出浓浓的诗

　　即便，故人远走

　　一个人成了另一个人的故事

　　一个名字，成为另一个人的心事

　　即使，隔夜的花朵被清风数

　　落荒芜的笔头，在深夜的酒后

　　无法描绘出春天的另一个缘由

　　只需编织更多的一些时间

　　坐等清风，在某个寂静的午后

　　和岁月，结伴而游

　　一年后，这首诗被编辑选中，并成为诗集标题。他将这个消息告诉前女友，说“这个作品有你的功劳”。手机那头却是长久的沉默。

　　其实他之前考上了公务员，但最终选择了当老师。当老师自由一些，他想走遍中国的所有省份，带着相机和正朝他赶来的诗。

　　他对摄影的偏爱，大抵源自他的父亲。幼年时，他跟外婆长大，及至上了小学，仍不懂汉语拼音。是父亲一笔一画地教他，他才得以闯入汉语的世界，并在多年后用诗来回馈父爱。

　　当然，他并不讳言曾经埋怨过父母及他们给自己带来的命运。石棉瓦作屋顶的土墙房，挡不住恶意的雨。穷困像一种病毒，植入并培育了他的自卑情结，长大后才得以释然。如今，他深深感激热爱摄影和艺术的父亲，尽管他只是一个农民。

　　周长峰动情地回忆自己摆弄父亲的黑白胶片相机，以及在暗房看父亲用药水令胶片显形成照片的场景。这不啻于一种魔法。多年后，他拥有了自己的相机，效仿父亲摄取生活及故乡的诗意，图文并茂地发在快手上。

　　他供职的中学，早些年尚在城郊，相对荒僻；随着时代更迭进化，学校也成为市属学校。与此同时，给予他旷野、泥土、牛与父亲的记忆的乡村，却逐步消逝。他说，有时候只能在家乡的旧墟中寻到记忆的残影，并唤醒自己的诗：

　　那年我行走于苗岭的深处

　　只有风和我一起在赶路

　　黄土地上，已经挂满了秋天

　　傍晚时分，一缕炊烟在远山哽咽；

　　父亲依然还是那个能够和山野

　　一交流就是一天的人

　　他和他的老牛一样

　　一生都不肯从村庄里出走

　　……

　　这类诗属于他的“故土情”系列。未来，他会如普鲁斯特般，用诗歌再现他的“似水年华”。

　　他坦言自己是个普通人，做普通工作，赚普通的钱，没有野心和世俗的抱负，只想用相机和诗歌，记录或留住生活。因为生活总在不停地逝去，正如他记忆中的那个女孩，总是一张干净的纯真的笑脸。

　　他说，尽管碍于现实的阻力，他们不得已分开，但他仍想用自己的方式，用一组“欠你的情书”，纪念曾经那段珍贵的爱情。

　　任嘲我

　　唯有失业时，他才能写诗

　　现年35岁的任嘲我，是一个典型的小镇青年。他身上有“历史”的味道。庆幸的是，诗歌将他拽出来，“历史”得以浮现。

　　任嘲我自幼家贫，父母是农民，仰赖几亩薄产维持生计。他们虽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在衣食上却从不肯让儿子受委屈。起初，任嘲我上进求学，但很快被环境同化：贪玩、打牌、逃课，乃至初一读书月余，便辍学在家，成了“街溜子”。

　　父母无奈地表示，路你自己选，将来不怨我们就行。多年后，当失业的任嘲我蹲在灶火前，将刚写的诗焚成灰烬时，他只能怪自己年轻，过早地屈从于环境塑造出来的命运。

　　他在村里捡垃圾，割车前子，偶尔赌牌，眼见要成年了，便出去打工。他辗转于长春、哈尔滨多处工地，可自小娇惯出来的皮肉受不住钢筋水泥的苦，几次退回老家，也因此招来村里的群嘲。“嘲我”的笔名便来源于此。

　　19岁，他随老舅去山西某桥梁工程打工，赌气似的干够两年，带着积蓄回乡，推翻土泥墙，盖了砖瓦房，娶妻生女。本想养猪致富，结果惹来一身债，还在盖猪圈顶棚时摔下来，从此受不住重活。不久，养殖业背兴，他卖了猪和妻子南下昆明，又误入“直销组织”，几万块钱打了水漂。

　　生活还得继续，他入行旅游赚辛苦钱，妻子跑两个商场卖衣服。到2015年，两人返乡，至此人生陷入了“打工与失业”的循环。

　　“就是苦了我老婆，跟着我尽受苦了。”任嘲我说，他在一首短诗中，透露妻子有高血压：

　　妻子看上去像是打不倒的小强

　　只有我知道是贫穷使她不敢脆弱

　　她在工作中强忍着眩晕的折磨

　　血压像过山车一样起落

　　唯有失业时，他才能写诗。父母总觉得，你写那玩意儿干啥，又换不来钱粮。妻子倒不反对，前提是必须做完手里的营生。于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成了他安顿诗歌的佳期。

　　我把一天十三个小时卖给工厂

　　换回来两百块钱

　　这两百块钱

　　仿佛让我抵押了尊严

　　又帮我赎回了尊严……

　　谈及这首诗，他说，这是去年他和妻子去常州一家汽车线束厂打工时所写。厂里的老板和班长动辄骂人，叱人为垃圾，还变着法地扣钱。为了生计，工友们一忍再忍。有一次，他和妻子共被扣了1300元，顶得上一月的房租和生活费了。他像一头犟牛，最终靠抗争，争回了本属于自己的薪酬。

　　说到未来，任嘲我对记者说：“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该怎么写诗，就怎么写诗。”随遇而安，或许是他人生历史上唯一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充满想象，或许他可以凭借诗歌带来的慰藉，开启另一段崭新的生活。

　　曹会双

　　写得好不好都被笑话的工厂女工

　　曹会双称得上是快手最虔诚的作诗者。近三十年，她写有300多万字作品，日记350多本，读书笔记440多本，单单在快手上便发布了1000多首诗。

　　这些数字仿佛一组生命棱面，拼接成一个立体又直观的诗人形象。但这个形象并非诞生于书房，而是于轰鸣的机器运转、琐碎的家庭空间以及密布冷嘲热讽、飞短流长的人际社会的夹缝中，用一行行字垒砌出来的。

　　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证，曹会双用三十年时间跻身山东作家协会，才坦然地接受自己“诗人”的身份。

　　在此之前，作为一名山东莱芜某钢铁集团矿山公司的泵房女工，她每日的工作就是将带水的铁精粉运输到下一个工厂进行过滤干化，再送回莱芜某钢厂。这份工作承继自她的父亲。学徒一年，方才出师。稍得闲暇，她便钻到角落，或是读诗，或是写诗。

　　她曾写过一首诗《在路上》，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命运辜负我天经地义

　　我辜负自己是失职

　　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

　　日子不过是因时制宜

　　命运何以辜负这样一位女工诗人？曹会双向记者解释道，在他们厂，女工比较多，某些女同事眼红她成了车间通讯员，频繁写稿，以及在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总是明里暗里地挑事、扯谎、贬低或“告状”。她写得不好，她们笑话她；写得好了，还是笑话她。她身陷其中，“一直就摆脱不了这种处境。”

　　就连同单位的丈夫，开始觉得她写通讯稿是受领导器重，后来转向文艺稿，便劝她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还生闲气。曹会双反驳道：“我都是在工作干好、家务做好、孩子功课辅导好的前提下，才去创作的。难道就这么平庸地过一辈子，连个追求都不能有吗？”

　　后来，她花十个月工资买电脑时，丈夫先是埋怨了两句，最后还是支持了她。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个名堂，证明这钱花得值。

　　之后，她闯入诗歌论坛，结识文学前辈，读《红楼梦》、茨维塔耶娃和狄金森，模仿张晓风等人的笔触，不断精进创作，直至锤炼出自己引以为傲的风格。

　　没上大学是她的遗憾。她便自学，读了大专，又读本科，终于拿到毕业证。诚如她在诗中所写，辜负自己是一种失职。

　　50岁退休后，她走出了那片泥沼，游弋于诗歌之海。“不管外界如何，先写好再说。”这是她对抗俗世的信条。作品自会证明一切。

　　选入诗集的一首作品《父亲的矿山》，写于去年6月：

　　父亲用一生的茬茬经历

　　囤积了一座丰富的经验矿山

　　父亲常以健谈开采出坚韧的矿石

　　我用聆听的生产流程一级级破碎后

　　用思索磨选出领悟的铁精粉

　　用思考浮选出了悟的铜或钴的精粉

　　用真诚重选出参悟的金精粉

　　若想有各类金属的品质与市场价值

　　我须得躬身，分门别类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冶炼

　　这种抒情的现实，或现实的抒情，大抵是她诗作风格的代表。一种勃发的生命力穿透冰冷的钢铁，将人生的触角探到词语之外。

　　当然，她不会因为诗歌的抱负而放弃现世的责任。她笑着说，下一步要帮儿子成家，更确切地说是买房。至于诗歌，她早已踏上自己的路，从此便风雨无阻了。

　　郑国辉

　　用左手和土掉渣的语言写诗

　　郑国辉，吉林榆树人，今年64岁。他毫不忌讳地说，希望死后有一本自己的诗集放进骨灰盒。“我来的时候，是躺着来的。我走的时候，也是躺着走的，随手还带一本诗集——我就没白来这个世界。”

　　1980年，郑国辉高中毕业。次年，他到一家集体饭店当收款员。一年半后，接母亲的班，在国营饭店做保管员。1985年，他被调到国营副食店当营业员，直到退休。

　　退休释放出来的时间，让他可以从容地追求旧梦——他使用左手，一笔一画地雕刻汉字，出于一种近乎神圣的真诚。

　　之所以是左手，源于一场医疗事故。他两岁时打针，落下小儿麻痹后遗症，右半身无法自如伸展。

　　或许是身体的这份凝重，把他的语言推向一种轻快，乃至极简的通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土掉渣的话，“去写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诗，甚至一个大字也不识的人，你给他念了，他频频点头，这才叫诗。”

　　诚如他写母亲的《怎么学也学不出来母亲的样》：

　　那天中午回家

　　见母亲就歪躺在沙发上午睡

　　身上什么御寒的也没有

　　我找到一件衣服

　　小小心心地捂上

　　可还是把母亲弄醒了

　　我这个生气啊

　　真恨不得使劲打自己几下子

　　为什么啊为什么

　　怎么学也学不出来母亲的样

　　给我盖被子时

　　那个轻

　　那个柔

　　它近似口语，但细细吟咏，又能照见这个生活即景中所敛藏的对爱的凝视与洞察。

　　郑国辉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不要过多着墨于他的“病”。从小到大，他受尽各种查问、厌恶、鄙夷和怜悯的打量。这是他一生的痛；但他从不为之写诗，也很少向人透露。因为他不愿意以“病”邀名，更不愿意因“病”而影响旁人对他诗作的评价。

　　早些年，他在副食店忙上忙下，不得闲暇。只能偶尔躲进仓库看书，聊以自慰。退休后短短六七年，他报复似地写下3000多首诗。诗凿开了一个平行空间，让他安放中年和晚年。

　　在一首《爷爷和孙女》的诗中，他这样写：

　　爷爷

　　你整天在纸上勾勾抹抹

　　是写诗吗？

　　孩子

　　爷爷是想

　　看看能不能从这上面飞起来

　　郑国辉想从诗上起飞，这是他花甲之年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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