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市场营建创投新生态

导读: 一方面,全面注册制有望缓解退出端压力;另一方面,全面注册制有望收窄一二级市场价差,促进投资机构回归价值投资本源。随着“合肥模式”“深圳模式”等成功推行,不少省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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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股权投资市场经过近40年的发展,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发展直接融资、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动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助推器、优化资源配置的催化剂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2月底,我国股权市场活跃机构约4000家,市场规模约14万亿元。与此同时,股权市场也面临新机遇,呈现新特点。

  头部效应凸显

  2023年以来,我国股权市场快速上升。全球金融周期、中国宏观政策、区域产业战略、资本市场改革等因素同向正面共振,股权投资市场优胜劣汰加速、头部效应凸显。从募资端看,股权投资市场呈现头部化、本土化、国资化的特征。

  中信证券研究部报告统计显示,2022年全年,新募基金数量同比上升1.2%;新募基金规模2.16万亿元,同比下降2.3%。类型方面,创业投资基金数量占比明显提升。具体来看,一是头部化特征明显。10亿元以上基金数量占比约7.6%,但其对应的募集规模占比超六成;二是本土化为主体。2022年人民币基金募集规模占比达88.4%;三是国资化为主导。百亿元以上基金中,国资背景管理人的管理规模占比约为95%。

  同时,硬科技领域投资热度提升。2022年,股权市场全年投资案例数同比下降13.6%;投资金额同比下降36.2%。投资轮次分布上,投资机构一方面积极“投早投小”,2022年A轮投资金额约2200亿元,占比近25%;另一方面偏好是“投确定”,2022年E及E轮之后的投资金额约为1400亿元,占比超15%。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安全自主可控意识的提升,硬科技领域的投资热度也在提升。例如,半导体及电子设备的投资金额占比从2020年的11%提升至2022年的25%。

  从退出渠道看,IPO企业中VC/PE的渗透率不断提升。虽然2022年IPO退出占比首次出现微幅下降,但占比仍在60%以上。IPO企业的VC/PE渗透率长期呈上升趋势,2022年已接近70%。境内上市的退出收益上升,回报约6.2倍;境外上市退出收益下降,回报约4倍。同时,股权投资机构退出方式越发多元化,股权转让、回购、并购退出占比提升。

  回归投资本源

  中信证券总经理杨明辉表示,2023年开年以来,我国经济稳步复苏,市场预期和信心明显提升。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科技创新能力持续进步,产业链、供应链越发稳定,全球资金与居民财富继续更加坚定地增配中国权益资产。预计本轮美国加息周期临近尾声,年内有望步入全球流动性宽松、信用扩张周期。这有利于降低中长期融资成本,在融资端为股权机构带来更充裕的资金。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教授刘健钧认为,股票发行全面注册制促进“投资—退出—再投资”良性循环。一方面,全面注册制有望缓解退出端压力;另一方面,全面注册制有望收窄一二级市场价差,促进投资机构回归价值投资本源。

  在全面注册制下,上市企业的扩容和上市节奏的加快使得IPO套利空间进一步收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不断强化。发行上市不再是稳定获利的方式,只有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项目才会有更好的估值和流动性。因此,股权机构也将逐步从IPO数量的比拼迈向投资能力的角逐,倒逼股权机构回归价值投资本源,形成更良好的投资生态。

  对企业而言,从初创成长到上市退出的节奏加快、周期缩短,将导致投资机构把投资周期前移,在更早期的阶段介入投资,进而强化了“投早投小投未来”的趋势。

  业内专家表示,全面注册制有利于前期投入高、盈利能力弱的科技和制造类企业在国内上市获得直接融资,结合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不同定位板块的设立,使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服务功能大幅提升。

  更多“国资领投”

  近年来,国资股权投资成功案例屡见不鲜,国有资本股权投资参与度持续加深。

  产融结合模式体现了地方政府对股权投融资的重视。有专家表示,产融结合是以企业股权的形式,通过股权投资和股权交易进行资产管理,以国有资本带动民间资本、产业资本以及其他社会资本,持续做大地方政府的“蛋糕”。对地方政府来说,也不仅仅是解决就业和税收问题,还能作为股东直接分享来自项目的分红。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财力和对项目投资的资金回转率,从而提升了投资回报率。

  随着地方政府的不断探索,涌现出了“合肥模式”“深圳模式”等产融结合模式。据介绍,“合肥模式”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国资领投”,以政府基金为主导,以产业招商为先导的产业投资方式。该模式能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并准确把握投资机会,通过投资专业化能力强的团队,深耕产业链。该模式投资了包括京东方、蔚来等众多知名的战略性新兴企业,并带动配套企业入驻合肥。

  “深圳模式”主要通过“创投 园区”,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打造“20 8”配套产业基金群,以租金、技术入股、合作等方式,为新型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分享高科技产业发展红利,优化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本。

  随着“合肥模式”“深圳模式”等成功推行,不少省份也展开了创投竞赛,相继推出多项支持政策,或直接推出政府引导基金培育地方优势产业。

  2022年起,包括北京、河南、浙江、山东、安徽、四川等省份明确支持创投高质量发展,多省发力推动股权市场资金从风投重镇的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向全国各地扩散,为区域高质量项目带来大量增量资金。

  业内专家表示,“国资领投”有望发挥财政的杠杆效应,带动产业资本、民间资本等社会资本入局,在哺育中小企业、强链补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引导市场化资金“投早投小投创新”,培育本地产业链成长。

  随着国有资本股权投资参与度持续加深,有一些问题逐渐显现。有专家表示,目前,产融结合实践中出现了几组矛盾:一是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目标与市场化运作的矛盾,不可忽视。比如,引导基金能不能亏钱?如何公平而科学追责等,这些重要问题均需要厘清。二是国资地域属性与资本逐利之间的矛盾,需要辩证看待。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实践操作中,不注重对国资投资回报率的考量,而是通过基金招商,引导项目落在当地等。(经济日报记者 祝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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