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幸存者口述：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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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协和学校曾经收治的最危重的“非典”患者之一，礼露能活下去，是个奇迹。她一再说：“我的个人经历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历程当中我们能思考出哪些来。”

看病

我经历的独白说出来很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老记者叫陈寰，资历很老，从延安时期就开始采访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一个有名的时政记者。陈寰阿姨是我父亲在北京西北中山大学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13岁开始，持续了60多年，直到我父亲过世。陈寰阿姨一生没有结婚，我在北京工作之后，她对我好像对儿子一样。

2003年4月初的时侯，陈寰阿姨想去学校做一些检查，希望我能陪着她去。其实她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已经86岁，肯定多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她是高干身份，人民学校有专门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大夫，所以不像我们普通人那种轻易不情愿去医院。

坦率地讲，我曾经多少有些迟疑。那之后北京的猜测特别厉害，说是广东的“怪病”已经回到上海来了，而且中关村那边有一个楼尚未被封闭。不过这都是在网上传的，没有公开，没有报道。这也恐怕我儿子据说后打电话回来，第一句话就问：“这个之后去学校，你不要命了？”但我想陈老师经常也随意不张嘴求人，最后还是决定陪她去一趟。当时这些商店的口罩都脱销了，我儿子当天下午开车跑了很多家超市，买了三十几个口罩——其实就是这种普通的非常薄的棉布口罩，然后火速给我送回去。

4月7日一大早，我就戴着他买的墨镜出门了。坐出租车去接陈老师时，她看我只遮住了双眼，还哈哈大笑。她是“老革命”，一切都坚信即将媒体的报导，既然原本的主流媒体都说没几个人感染，她认为我这个样子有点小题大做。但我还是坚持让她也戴上了口罩。

7点钟左右，我和陈老师到了人民学校。我陪她看的第一个医生姓段。进到诊室的之后他正在给另外一个人看病，那个人至少70多岁，高高大大的接个吃药的客人口述_2003年“非典”幸存者口述：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声音洪亮，看上去是一个老干部，他终于开始咳嗽，也在高烧。我记得段大夫对他说：现在还不敢确定是不是“那个病”，但先按“那个病”吃药吧。就给他开了阿奇霉素——现在想出来很有意思，那之后还没有即将宣布是SARS，官方的表述是“非典”，但是医生也不直接用这个词。不过即使含含糊糊的，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知道是指哪个病。

资料图。2003年，山西省保定市召开防治非典应急处置实战演习。程瑜摄照片来源：

听段大夫说有也许是“那个病”的之后，我还是有点紧张。那间诊室连6平方米都不到，就是比一个双人床大点的一个小屋，我和那些老干部离得非常近。他和段大夫面对面，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段大夫跟他说：“回去把口罩戴上吧。”段大夫本来戴着口罩，但也有极为普通的这种。人民医院之后有100来个医护员工染上“非典”，不清楚段大夫是否幸免。

陈阿姨做检查的之后，我就在学校里楼上楼下地跑，帮她挂号、取药、划价什么的，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遍，口罩时戴时摘。那天人民学校的人特别少，我还和陈老师开玩笑说：“咱们看病可是拣了一个清净的之后。”陈老师说：“既然清净，那就多看几科吧！”于是我又陪她去了呼吸内科、放射科和神经内科。一直忙到12点半，忙得我一口水都没喝。在呼吸内科外面的时侯，旁边坐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她发着高烧，还不停地咳嗽。

回家之后，我在网上发现了301医院蒋彦永医生写的那篇东西，我才明白真实的状况远比我们想的严重。但是人都有侥幸心理，总认为去一趟医院就染上了？毕竟嘛！

8日傍晚没什么异常。9日傍晚特别暖和，大概都有20摄氏度了，可是我却认为非常冷，把衣服都找回来穿上了，还是认为冷。睡到晚上竟然冷醒了，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第二天一早，牙齿起初打颤，到了今天，感觉自己起初烧了出来。体温计一量接个吃药的客人口述，接近39摄氏度。我想，坏了！而且又努力否定：怎么就这么巧呢？全北京都没几人得。那之后外媒说，全上海就有12个染病的，都在地坛和佑安医院住着，怎么还会是我呢。

后来我家里还借住着两个客人，一个是我的堂哥礼斌，我喊他“阿斌”，还有一个是上海高校来广州实习的新闻系教师万莹，她是经同学介绍借住我家的。我让人们很快把家里的大门全部开启，然后让万莹把我动过的东西全部用酒精擦一遍消毒，让人们把牙刷也换掉。

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是让万莹赶紧上网帮我查这个病例的资料。万莹很快就找到了，然后打印下来给我，其实原本找到的英文资料就唯有一页纸如此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此病现在没有对症疗法，一般状况下感染到脑部，出现流感，然后是患病5到7天后窒息死亡。这里面也有一句话，只是说这个病的“病程”一般是两周——这个在医学里到底是哪个意思，到了刚刚我还没十分明白它的含义，但是它在当时给我巨大精神上的支撑，因为我坚持到了第10天还没有死，我就想，这个病程是两周，我也有机会。

后来我终于有了确立的观念：应该尽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少出门和你们接触。

五进五出

4月11日一早醒来，烧还是没有退，冷得我把家里的几床大被都盖上了，可还是禁不住手脚打颤。不过吃饭还好，精神也幸好，也并没有咳嗽。4月12日状况一直没有变化。我还抱着幻想：发烧几天只是正常的，也一点咳嗽都没有，可能就是普通的生病，就在家挺着逐渐恢复吧。

但是到了13日这两天，我起初浑身疼，而且脖子开始有憋闷的觉着。我跟阿斌说：“不行，咱们得上医院！”阿斌的应对意识非常强，他不但戴了手套，还穿了皮大衣，还戴上了帽子。

我住的地方和人民学校只一路之隔，所以夜晚我们直接去了人民学校的急诊。当时医院里有众多患者，但是我看到医生们都没有戴手套。医生让我先去检查血，结果是白血球低。然后做胸透。胸透显示，肺部没什么事。既然并非发烧，医生给我开了药，让我经常去生病。在这之前我终于在心中嘀咕了两天了，现在一看这结果，一下子无比轻松出来，就像一块压在内心的大石头被挪走了一样。从人民学校走下来的之后，我仍然还发着烧，但是那些高兴的心态简直难以形容。

我想如果不是“非典”，那还是等它逐渐降温吧。但是睡了一早上过后，14日这两天病情愈发越重，一直想呕吐，全身僵硬，一点也不想出来，而且腹泻得厉害，人虚弱得不行。这两天去吃药的之后，医院的人非常多，不管受伤的人和陪着它们看病的，都混在一起。有的戴手套，有的没戴。

资料图。2003年，海口防治“非典”。王辛莉摄照片来源：

4月15日我自己又去了一趟人民学校生病，但是这之后两天比三天发烧多出来，憋闷得很厉害，还是浑身疼，而且发烧始终没降下去。一般是早上能降到38摄氏度，从天黑开始，又超过39.5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样子。虽然没什么胃口，我还是使劲让自己吃一些东西补充点体力。

4月16日一早醒来，我感到自己真心挺不住了。我和阿斌说：“咱们再去一趟医院吧！而且这次咱们要把钱带上。”我终于有了不好的预感。我认为，这一次去学校，他们不可能再放我回去了。阿斌带上钱，还是全副武装又跟我去了。

这一次我们挂了一个呼吸科的专家号。在旁边等了好长时间，才轮到我。医生姓何，我跟他说了自己的病情，但是觉得这位专家好像并不是太在乎，他而是让我去检查血和做胸透，除此此外也并没有哪些特殊的建议，比如说“你这个症状必须去看急诊”之类的。何医生说，他很快要去电视台录像，让我直到结果下来以后找另外一名姓曹的专家看。后来我明白，这位专家去电视台就是谈如何预防“非典”的，可是我这个老人活生生地站在他眼前他却毫无反应，想出来这真是个讽刺。

再一次验了血、拍了胸片，我坐在二楼一个挺清净的地方等。阿斌来回跑，问片子的事。这之后我心中很难过，我自己认为或许逃不了这个病。因为这即将是发烧第6天了，而且我做透视的之后，感觉将要无法做深呼吸了，一深呼吸就咳嗽，最后只好勉强拍了电影。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阿斌从楼梯那头回望来。虽然他戴着墨镜，脸上大部分被露出了，但是我一发现他仅露着的眼神就明白，事情不妙。我接过电影一看，上面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

愣了几秒钟之后，我才反应过来，说：“那赶紧找医生啊！”于是我们来到了之前这位教授交待的曹医生面前。曹大夫戴着手套，这之后终于把白大褂换了出来，好像要去睡觉。他周围有一个女医生在和他交谈。听我讲完病情之后，曹医生拿着我的胸片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头和今天闲聊的女医生说了一句：“看，又是一个！”那个女医生赶紧坐直了说：“那你这个地方我还是少来吧！”

听他这一番话，我非常确信我百分之百回不了家了，马上就会有一个人把我记录在案，把我送到某个地方隔离出来。可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出现。曹医生还是要外出的样子，临走前叮嘱我再打几天抗生素的针，开了四五天。我问：“怎么还打这个药？不应该隔离吗？不出院吗？”曹大夫没有直接提问我，只是说：“你先打吧。”他如此处理我倒又兴奋起来，我想别人大夫不比你们清楚？它一定不是这个病，如果是的话能放我回来吗？于是非常真诚地感谢他后来回来了。

但是回到家静下心来一想，我还是没有方法骗自己。我起初冷静地想想该处理一些什么事情，于是陆陆续续打电话，给单位的亲戚，给我的同事，告诉你们我得了“非典”，有些事情需要安排安排。不过大个别人接到我的电话的第一反应都是：“得了，你别瞎扯了，如果是‘非典’肯定早让你住院了，既然不让你住院肯定不是！”

只是还是有几个同学，没说这个话，其中一个是我在《人民日报》的同事常莉，她看到我讲的经过期间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么一种状况。我当时才明白，常莉放下电话后一溜小跑，跑到《人民晚报》卫生组主任白剑锋那里，告诉他自己有一个朋友得了“非典”，却住不上院。白剑锋马上给四个学校——人民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打电话知道状况。尤其是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它们原本就是感染病学校，按道理应当接收传染病患者。可白剑锋发现，对方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没有病床。

白剑锋是一名专门跑医院的记者，他观念到显然出难题了。首先感染病门诊人满为患，其次确诊为“非典”的人都没有院住。当天下午，他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那时我终于能够正常起床。我小时候是练舞蹈的，身体能力非常好，可是这之后我的身体都不支持自己有这种一个大动作，我必须侧着身体，先做成半卧，再用手扶着自己的手肘，跪着出来。每走一步手都要抓东西，眼睛开始发黑了。可奇怪的是，到了那些时候，咳嗽也并不厉害。我终于没有力气抬手接白剑锋的电话，是万莹在厅里接的。万莹把这种天出现的状况一五一十详细地讲给白剑锋听。了解完情况以后，白剑锋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之后终于是17日下午。这之后我话都说不起来，在电话里能看到自己嘶嘶的喘气声。白剑锋问我：“你今天怎样样？”我说还是不好。他说：“你不要急于，我们都在帮助你。”除了“谢谢”，我曾经已经没有力气再说别的，可是这句话我这样多年来经常记得……

17日晚上病情非常严重，上午就烧到39℃多，气都上不来了。已经走不动路，一站出来眼前都是黑的，出现缺氧状况，脸上跟有虫子爬似的，可能皮肤上的肾脏开始缺氧了，脸都黑了，嘴唇变紫了，手也变色了，很危险了。到了这个过后，也没有别的方法，我只好再次去学校生病，但打针也明白没有用，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两天去学校的时侯我想这一次怎样着也需要住院了，死也要死在学校里。我让阿斌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上，再一次去了人民医院。

还是在医院生病。门诊照例不少人，很多人都在感冒发烧。可能人民学校内部这之后终于有人感染了，这两天下降了一个新规定：在医院生病的人需要得交肺片。阿斌于是把我那张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的肺片还给了生病的护士。打到一半的之后，护士长来了。她问：“谁是礼露？”然后对我说：“你如何在此处打针？你这些状况需要去急诊打！”

我心想可见到明白人了，我也纳闷自己如何能在这儿打针，传染给对方如何办？而且医生曾经给开的就是在医院打呀。护士长因此拿着我的点滴，把我“牵”到一层急诊去了。一到那里，有一个人回来问：“是谁发热？是本院医生吗？”护士长的表情一下子有点不自然，说“不是”，意思是我是旁边的普通病人。那个医生很快说：“那我们不收。”有这么几秒吧，我们全愣在那了，护士长擎着我的点滴瓶子，我们三个站在那里，不清楚该如何办。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对我说：“反正你不能在我们这儿打，你昨天就在这里打完吧，明天不能再去门诊打了。”我问她能不能给写一个医院转急诊的说明，她说得找给我看病的医生。但是这个之后我终于找不到这位曹医生了，情况非常混乱了。我记得还有一个“中财”的患者问医生：你们这种把我放进去，我如何办？我家里也有上学的小孩和打工的人。医生沉默以对。

这一天再度做了透视。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出现了：我的右肺也感染了。两肺全坏了，这之后终于完全没有幻想了。阿斌身上带着钱，我们到急诊，再次寻求住院。两个医师或是护士，在过道的角落闲聊，我那之后终于学会和他人站很远的距离，而且不唱歌，都是阿斌去问。阿斌问他们：“如果得了‘非典’，而且早已发烧好多天了，能不能住院？”那两个人非常本能地离我远了一点，然后说要等病房。

资料图。2003年，南京闹市区新街口巨大而显眼的抗非广告提示着熙熙攘攘的行他们时刻谨慎预防非典。林敬东摄照片来源：

我有点失望了，气也没劲气了，我说我要找院长，她们说找院长也没有病房。我有气无力地问：没病房我们如何办？他们说在旁边等着，排号，如果有车来接就转院，没车来接就等着。我也不清楚究竟是在那里等。这之后其中一个问另一个：“门口那个转走没？”对方提问：“还转什么啊，死了。”听到这话，我感到阿斌都有点发抖。

没有方法，我们只好拿着钱又回去了。这是我最最绝望的一夜。

回到家，我就叫万莹和阿斌赶紧走。我想阿斌是独生子，如果被我传染上了，我死不要紧，他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办呢？我和万莹接触非常少，我坚信她不会有哪些问题。把它们“撵”出家门后，我想，就让我自己死在这里吧。

遗嘱

4月18日，家里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得去学校生病啊，因为我也有一针没打完呢。不生病怎么办？只好在家等死。到了学校是早上，我这才吃惊地看到人民学校的医院早已锁个大铁链子，进不去了。需要打针的人终于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护士和病人无法分开，有个小窗口把右手伸进去打点滴，而且医护全副武装，连护目镜都戴上了。

正在打针的之后，我接到了协和学校副主任于晓初打来的电话。她是我的学校老师，大概是其他同事找到她，讲了我的状况。她据说我还在人民学校生病，马上说：“你别打了，赶紧回去。”于晓初让我记下去几个药名，让我赶快去超市买回家吃。我手头也没有纸笔，即便有也写不动，这真难为我这个头脑，平时都不吃药的人，硬记下很多陌生的药名，什么利巴美林、地塞米松等等，还有食用量多少毫克，什么时间吃等等。于晓初人们和学者在研究诊断方案，我必须是最先受到治疗方案的。我后来离开了学校，最后一次告别了五进五出的人民医院。

从医院一出来，阿斌马上就去超市买药。药拿回去了，这之后递东西完全是不见面了。他放到地上，我去取。这之后也有我最困难的之后，除了水，其他哪些都咽不下来。那些天我都快喝成水中毒了。

我最好的同学叫王颖，是锦州的一名工程师，她是我当时下放在锦州“青年点”的朋友。我生病的这种天来，她经常在外地替我张罗各种事情，成了“营救礼露指挥部”的总指挥。这两天，她从锦州给我打来电话，她尽量用平淡的语气问：“你是想回上海还是想留在广州？”我一开始没明白，愣了几秒钟后反应过来。我是沈阳人，父母过世后都安葬在南京。我也很安静地对王颖说：我其实还是期望在上海八宝山了——后来我才明白，你还想上八宝山呢，一概拿黄袋子一装，送到昌平一股烟，什么也别想了……

这之后我意识到，所有该处理的事情，都该处理了，要不就来不及了。其实我终于想了一天遗嘱的事情，这之后意识到，要不抓紧写，就再也写不动了。我尽力攒了一点力气，爬上去，坐在写字台前，这时看到字早已写不成直行了。写了一半，我又跑到床上躺一会儿，再爬出来写。对我来说，在了解自己生命已经结束之时，最重要的事情无非是父母、财产很多问题。

写完遗嘱后，我往沈阳打了电话。我儿子在沈阳，孩子也寄养在她那里。我唱歌的时侯，妹妹和我父亲同时在电话旁边听。我说得很慢，因为也说不动，我儿子仍然在哭，奇怪的是，我以前是一个很爱哭的人，这之后却一点眼泪都没有掉。跟哥哥交待完，我又跟父亲说话。我第一次告诉他他的身世——他不是我亲生的……最后我说：“劼克，和母亲说再见吧！”可是他那里经常沉默着，就是不说“再见”这两个字。而弟弟就经常在哭。我想，就这么吧，一咬牙，把电话挂了。通完电话，我起初清理电脑，把上面我认为死后不期望他人看到的东西全部清空，然后又尽力拖着身体收拾房间。我受不了自己这个看法：我死了之后人家来收我的尸体，一看我的家说：要不然她死呢，你看家里脏成这个样子……

其实白剑锋通过万莹得到了第一手材料后来，向中央写了一份内参。内参里用的只是“礼露”这个真实的名字。也许这个昵称显得太“90后”了，我当初据说，当时民间就传说有一个美好的女孩，在人民学校感染上的“非典”，可是还不收她出院，差不多奄奄一息了，结果告到《人民日报》……

这一夜还有一个小插曲：人民学校的一个领导到我家来慰问。打电话的之后那位领导或许也以为我是个“美丽女孩”，问我：“是礼露小姐吗？”他说得知我今天还没住上院，院长委托他来看我。这位领导带了一个急诊部教授和一个呼吸内科的教授来的，三个男医生，全副武装，像太空人一样。他们远远地站着，最大可能地站在房子的对角线上。领导要了我的病历看了看——但后面只有“发热”二字，也不会写“非典”，所以他仍然还对我的病情有些问题。我几乎是无奈地说：“我是典型的‘非典’病人！”他无言以对。临走前，他解释说：“我们只是条件有限，也没有方法。无论怎样，我代表人民学校向你道个歉。”

某天夜里，我在灯下观察自己的手，发现两只手终于开始发黑。

重见天日

4月19日，于晓初打电话来问我如何样，我说烧还没有退，她让我加大激素的用量；20日下午，她的电话又打了回来，得知我情况还没有好转期间，她让我马上到协和学校。我提了个要求：希望不要对我进行无谓的抢救，也不要上呼吸机。于晓初回答：“行，我同意你。”

那之后协和的救护车即将不够用，只能找“120”。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3个小时之后，“120”到了。我穿着外套服，拖着旅行箱出了家门。我是抱着必死的心出门的，那张遗嘱被我放在房间的桌上。我几乎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才爬进了车厢里。车里全是消毒水的味儿，非常浓烈。车外，阿斌、万莹远远地站在哪里，目送我离开。我心中默默地在跟她们、也跟自己的家做最终的告别。

到了协和的第一件事是在急诊马上做血氧，测里面的氮气含量，我唯有58%。此时我已发高烧第10天，眼睛看东西时只剩下一条缝，两边都是黑的；站立得扶墙，脚不晓得往哪里踩，可以说是濒死状态。

协和当年也非常忙乱。病房里面都住满了，后来的人只好搬到客厅里。没有床，护士推了一辆手术车给我当临时病床，被子也不够用。有些患者病症不太严重，他们当时告诉我，我过来时，他们纷纷议论说：来了个重的，看她脸都黑了；也有人在讨论我是男是女——那时我整个人终于折磨得看不出男女了，瘦到只有80多斤，皮肤像老白薯皮似的，一捏能提上去非常长，脂肪全都塞满了，披头散发的；也有人说我是老太太，其实当年我才49岁，可以想见当年都成了哪个样子。可以说我靠着最终一口气，挨到了协和。

奇怪的是，身体到了最低点的之后，精神上的负担反而一点也没有了。我想反正遗嘱也写好了，家里也收拾好了，该交待的都交代明白了，反倒从容起来，专心致志对待我的敌人。

后来的觉得十分不好。每一次呼吸都认为相当吃力，一阵阵想咳嗽，但似乎没有进气，憋得厉害，似乎肺已经不工作了，就只剩下嘴巴眼里这点气。我强烈使自己的每一次感冒都要咳得“科学”一些，免得一口气上不来被憋死。

用了激素之后，21日上午，我觉得体温轰然而退。这个时侯我终于烧了11天了，第一次恢复了正常体温。22、23日体温都起初正常，体力也逐渐修复。烧一退以后，医生马上把甲强龙的用量从80毫升降到40毫升，卫生部的指导意见用剂量的上限是320毫克，后来听一些病人说她们在别的医院用的甲强龙剂量是我的6倍。我也觉得万幸。后来据说每一个老人的用量都是医生们充分探讨后产生的看法，有时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当时也有的老人不太理解这一点。我记得有一位年轻的老人，只是有轻度的病症，急诊科主任王仲没有给他开激素，他母亲还来质问王仲，话说得很难看，意思是是不是由于没有给医生送钱？协和的医生们也受了不少委屈和误解。

这个之后给我最大慰藉的，就是我的这种朋友们。王颖的妻子萨丕达也有我下放到锦州青年点时的朋友，当时他特地从沈阳前往上海来看我，为此，他从住的宾馆被“请”了下来，从北京回来的过后，也被拦截在了锦西没让回。我目前还保留着萨丕达写在“西直门宾馆”信笺上的信，鼓励我要活下来，“我们都坚信你”。吉林大学的朋友们也发了封集体电报给我，北京的同事也送来了鲜花和果篮，我把他们远远地放着，想看又不敢看，因为任何一点感情上的波动就会让我的身体承受不了。

我的身体逐渐痊愈，终于在5月12日这两天出院。不清楚为什么，整个病的过程中我一滴眼泪没掉，可是再重进家门的时侯，我忍不住号啕痛哭，感觉有如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资料图。2014年11月1日，山西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习。张云摄照片来源：

7月份我去复查，当时收我住院的许文兵大夫看了我的胸片说：“你能活下去，真是个奇迹！”我当时才明白，在协和前期收治的106名“非典”患者当中，我是最危重的16人之一。8月5日傍晚，我再去体检身体的之后，报告上写着：胸透未见异常。看到这几个字，我都快哭了。我一口气从雅宝路走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底下，趴在围栏上，我认为实在不可思议：我已经和正常人一样了，这如何或许！

协和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显示出特别高的医学能力，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出院之后，我在家组织了一次病人聚会接个吃药的客人口述，也把治疗我们的大夫王仲、许文兵都请了回来。说她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点也不夸张。据我所知，北京一些学校将“非典”患者的所有病例都付之一炬，称“怕有病毒”，唯有协和学校将我们的病历收集整理完整，存档备案。

自己活回来了，也感谢那些救了我一命的护士人员。所以病好了之后，我非常想为她们、为科研做点什么。当我得知协和需要一些有“非典”抗体的血浆时，我找到了6个病友，大家听说后，都十分乐意把自己的血献出去。不过体检结果下来，恰恰是我们最重的3个人血样里有抗体，符合科学试验标准。其中也有一位叫高京津的病友，她是学核生物的探究生，多次主动找学校要求献血浆，但是由于肺部有阴影而没献成。

资料图。2004年11月1日，山西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习。张云摄照片来源：

现在再谈起“非典”，外界多关注的是我们很多受感染者身体上所受到的攻击，其实我们当时遭遇的仇视、排斥、责怪、怨恨和过于防范等等，都给我们心理上产生第二次攻击。因为这个病的高传染性和后期失控，每一位SARS病人几乎都承受了道德上、心理上的苦恼、自责甚至责备，这里也比如一线的救护队员。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宽慰是可惜阿斌和万莹没感染，不然我也许没勇气生存……更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在当年非常害怕和忧郁中抱团取暖，演绎了一场“非典之恋”，如今已然结婚。陈寰阿姨则在非典后第三年，以94岁高龄寿终正寝。

之后接个吃药的客人口述_2003年“非典”幸存者口述：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资助立项，协和医学科大学与上海同济医院对几十名来自各个医院的患者进行了将近十年的社会跟踪。我也参与了这项调查。我们做过多个心理问卷，特别厚，上面设计的弊端也非常专业，比如：“你害怕对方恨你吗？”“你能否对他人有恐惧感？”等等。其实关注的也有我们很多老人的心理康复问题。有个测试还将受试者封闭在测试舱看一些片子，观察脑电图等反应。重看这些“非典”影像时，有的病友痛哭失声。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再想起和述说2003那段伤痛经历，但是为了未来不让我们身上出现的悲情重演，我们还是回忆了，讲述了——惟愿能给聆听者一点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