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快递员的辗转与创作:20年19份工作与1本书

导读: 胡安焉从1999年毕业后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打工,漫画编辑、便利店店员、自行车销售、物流拣货员、快递员……20年间,他换了19份工作。 2020年,失业数月的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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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安焉从1999年毕业后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打工,漫画编辑、便利店店员、自行车销售、物流拣货员、快递员……20年间,他换了19份工作。

  2020年,失业数月的胡安焉在网上发表随笔,其中一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爆火。以此为机缘,今年3月他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正式出版。经由此书,将那些游走在边缘的人群推进了公众的视野。但在胡安焉看来,这些记录无关底层或苦难,只是见证一个人的沉浮与他所经历的人生。“都只是谋生手段。”胡安焉说,“我希望通过写作来确立自我。”

  壹

  “我总是一次次陷入不堪重负的境地,然后被迫逃离。”

  44岁的胡安焉如今定居成都。他和妻子租住的60平方米小屋里,除了成箱的书,还养了一只猫。房子异常整洁,给人一种井然有序的感觉。也许这正是他如今状态的投射——“平和自洽,”胡安焉笑着说,“换个庸俗的说法,就是与生活和解了。”

  在“和解”之前,他的人生经历就像他解读的契诃夫小说一样,“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让人没有归属”。

  胡安焉生于广州,中专读家电维修,大专读广告专业,“但我读的是夜大”。而他早期的工作,如酒店服务生、服装店和加油站营业员、快餐连锁店送餐员,都不可避免地和夜校时间冲撞了。

  他勉力维持着学习和工作的平衡,甚至一度因卖力工作惹来同事不满,因为这无形中拔高了大家工作的“标准”。尽管这种卖力,不过是类似于“多码了几张椅子”这样的事情。

  同事之间经常发生与利益相关的纠葛和算计,这令他不安。“我不喜欢和人讲利益,谈条件”。

  他以为大专毕业后,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就不必频繁地与人打交道了。他先后进入一家广州漫画社和漫画资讯杂志,结果这里产出的几乎都是粗糙的盗版物和廉价的幽默作品。他和几个热血的朋友决定离职北上过“流浪”生活

  2004年,胡安焉来到北京,在一家文印店找到第九份工作。与他同来的朋友们执意要过一种理想主义生活,认为“工作是社会机器对人的奴役”,劝他辞去工作。他听从了。为了节省开支,还从通州搬去更偏远的燕郊,众人分摊房租,每月只需500元。可是经济的窘迫毕竟是个实际的困扰,最终,他返回了老家。

  不过,北京这段经历让他开始习惯自省。那帮“幼稚”的朋友,他们的反叛和追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启蒙,让我认识到,原来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生活方式”。

  在家赋闲数月后,他去了一家影音器材期刊做编辑,之后又随同事创业办汽车会刊。父亲生病后,他在家照顾数月,又重返动漫行业。公司的运营模式迫使他们经常“洗稿”,而他自觉“太无能”,“即使投身污浊的洪流,经济情况仍然是月光状态”。

  当时的女朋友对他很不满,为了挣钱,他和一名同学去越南考察商机,但不确定性太多,只好退而求其次,到南宁合作开女装店。

  除了各种难缠的顾客,更令他沮丧的是同楼层的竞争者。后来,女朋友和他分手了,这让他感到一种“解脱”,但同时又被一种茫然的失落感笼罩。

  在南宁待了两年后,他和同学拆伙,回家。

  那年,他正好30岁。面对财务自由的老朋友,心中还是会有一种“自卑感”。10年的打工经历,也加深了他对人群的恐惧。于是,胡安焉开始写作。他以名家为师,模仿练习,勤做笔记,在文学论坛上混了两年。但稿酬微薄,难以维系生活,他只能继续工作。

  接下来几年,他先在广州做网店卖衣服,又搬去云南下关做商场保安、烘焙店学徒,去上海做便利店夜班店员、自行车店销售,到大理开零食店、摆地摊、做卤味,最后回到广东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拣货员。

  “几乎所有的工作对我而言都是徒劳的重复,”胡安焉说,“我不懂得改进自己,总是一次次陷入不堪重负的境地,然后被迫逃离。”

  贰

  “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

  2018年,为了现在的妻子,胡安焉又一次来到北京。不同于上次的满腔热血,重返北京的第一天,他就开始找工作。招聘网站将他推荐到顺丰快递。

  作为“快递界的海底捞”,顺丰有口皆碑,但身在其中的胡安焉却深感疲惫。

  站点主管设置的一些规则,如要求员工在派件时主动提出帮带垃圾,好评数排名靠后者会被揪出来“示众”,晚上下班后还要开例会抓纪律……这些都让极度“社恐”的胡安焉不太适应。

  直到这年7月,他感染了病毒性肺炎,小时工没有医保。这让他萌生了离职的念头,“双11”即将来临前,他转到了品骏快递。

  相对而言,“品骏的每个快递员更平等,彼此互不干涉,虽然新人也要从差的片区入手,但调整的机会更多也更公平”。但工作中,依然会冒出各种意外。他曾被偷过价值上千元的快递,也多次自掏腰包为客户自己的失误买单,比如客户自己填错地址却偏要责难快递,几个来回下来,耗时不说,有时还会遭到无理投诉。

  “但送快递从未让我感到屈辱。”胡安焉说,“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人,大多是很尊重我的。”他解释道,书中的一些经历,为了商业也好,叙事也好,难免要写到一些摩擦碰撞,但这份工作的整体体验还是不错的。

  他算过一笔账,北京快递员平均月工资7000元,每月工作按26天算,日薪就是270块。刨去卸货、分拣和装车的固定时间成本,剩下每天派件约9小时,那么每小时得产出30元。而一个快件平均2元,等于他每4分钟就要送出一个快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吃饭还是上厕所,都“太奢侈了。”

  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快递行业带有剥削或压榨属性。“本质上这份工作是自己的选择,并且它的工资还是相对可观的。”

  在品骏那段日子,他过得轻松惬意,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

  后来品骏解散,业务转给顺丰,2019年末,胡安焉也结束了在北京的工作。临走前,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告知客户自己不再配送快递,很多客户留言点赞,感谢他的付出。其中一条评论说道:“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

  “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他在书中写道,因为这名客户没有必要违心地奉承,而这句话,也是他对自己目前最后一份工作的自我总结。

  叁

  他将自己的各种工作经历扩写成了一本书

  胡安焉是他的笔名。“胡”即文言文里的“为什么”,“安”和“焉”都是疑问代词。他用这个笔名来表达内心的不安。

  这种“不安”在2020年化作他重启写作的动力。他以第一人称视角,写下他在德邦物流做夜班拣货员的经历。没想到这篇文章意外爆火,在豆瓣收获3700多次转发,上万个点赞。当年4月,文学机构“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联系上胡安焉,跟他约稿,鼓励他尝试非虚构写作。

  “当机会出现,我就要去兑现它们。”胡安焉坦言,外界的反馈让他有一种在黑暗中行走多年,突然照见光明的即视感。为此,他尝试介入非虚构写作,从自己漫长的打工经历中打捞出值得书写的内容。

  根据编辑的建议,他将自己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写出来。这篇文章起初名叫《派件》,后来以《我在北京派快件》为题,发表在《读库2103》上。随着各界反馈越来越多,浦睿文化的编辑找上胡安焉,希望他能将自己的各种工作经历扩写成一本书。很快,他就完成了这部书稿。

  近些年,陈年喜、范雨素、王计兵等“打工写作者”纷纷涌现,胡安焉是这个集体中最新的一员。有些人将他们的写作称为“底层写作”。胡安焉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

  “我从来没有带着所谓的‘底层意识’去写作,我也不是从‘底层关注’的角度去写。”他强调,“我写的是个人经历,而不是我所属群体或阶层的现状或处境。”他想澄清的是,从头到尾,他只是在写“如何接受和确立自我”,并且尽可能客观,避免教导别人。“我越来越感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

  作为谋生手段的工作一旦退去,胡安焉便会全身心投入写作。“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带着一种近乎神秘的幸福感说道。

  在胡安焉身上,你能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清醒。他虽然热爱写作,但并不因此贬低“打工”。

  “一个人,他的价值或尊严,跟他的外部成就关系不大,而是要看他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胡安焉说,“送快递,只要认认真真诚诚恳恳地做,那你的价值不会低于一个写作者。我从来不认为出版或发表作品,是比送快递更了不起、更崇高、更有价值、更成功的一个事情。”

  文/李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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