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姚新中:“和而不同”为何是文明发展必要路径?

导读: 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而不同”既可提供共克时艰的基本方法,也能指导探索人类文明新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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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海口6月20日电 题:“和而不同”为何是文明发展必要路径?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姚新中

  中新社记者 张茜翼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当前全球文明发展面临哪些挑战?为什么说“和而不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姚新中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特点?

  姚新中: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多样、一体的。人类早期四大文明分别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其中只有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历史,绵绵不断流传下来。

  中华文明多点起源,上古中国不仅有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还包含其他文明。考古学家将中国文明起源比喻成“满天星斗”,这些闪闪发亮的星斗如何形成一个整体,成为今天我们所认知的中华文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赵汀阳教授提出了一个“漩涡模式”理论,将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方式解释为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漩涡,起源于不同区域的不同文明相互吸引、同在共存逐渐形成一个超级文明体,而漩涡本身也因新的文明加入而变得越来越强劲,并由此构成了巨大的历史时空。中国就是因这一强大的漩涡而诞生,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向心力,是后期大规模政治与文化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它所代表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图为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莫角山遗址。王刚 摄

  佛教的传入中国,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种系统性的外来宗教,能够融入到原来以儒道为主的中华文明之中,本身就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能够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河南洛阳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李骏 摄

  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在不断交流、互动、包容中也具有趋于和谐、一体的特点。尤其是中华文明。

  中新社记者: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如何与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姚新中:回答这一问题须从“和”开始。“和”的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内涵和基本特征。儒家之“和”并非局限在家庭亲情,还具有政治学层面的广泛意涵。《尚书》《礼记》等经典都明确把“和”作为善法良治的必要工具,把“和、仁、信、义”作为天下一体的主要支撑。“和”政治学是儒家天下观的核心内容,是早期中国思想家所高扬的旗帜,倡导的“世界秩序”价值原则。

  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以精辟的语言对“和”的世界观意义进行总结和提升,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一思想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依据,既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也是推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动的强劲动力。

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博物馆。崔楠 摄

  中华文明与更远地域的文明交往历史悠久,有详细文字记录的可追溯到丝绸之路。公元前138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横贯东西的古丝绸之路。2000多年来,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守望相助,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一段段佳话和传奇。

  如今,中国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文化、教育、卫生、旅游、地方交流等合作领域不断开拓创新,共同构建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正让延续千年的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和而不同”蕴含着全球文明新发展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文化密码,是在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全球文明发展的价值导向,因为“和而不同”不仅承认万千世界具有内在差异,不同文明形态具有多样诉求,不同民族国家发展遵循不同路径,且通过共存、互鉴、互补来更深刻地理解“异同互动”“不同之同”,体会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从而为实现人类文明新发展奠定哲学的基础。

2023年5月,陕西西安街头的欢迎标语醒目。中国—中亚峰会在此举行。张远 摄

  中新社记者:当前全球文明发展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寻找出路?

  姚新中: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包括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与和平的不确定性。科学技术如生命科学、AI技术、量子计算等挑战,以及如何从人类文明发展走向来应对挑战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对抗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的挑战,以及全球治理体系与功能赤字的不确定性等等。

  多样的文明形态、多样的文化系统如何能汇成人类文明发展的浩荡主流?如何从“多样”“不同”等前提导引出“万邦和谐”的新天下秩序?古代中国的“和”哲学所阐发的政治观、国际观、天下观,是以“德治”为基础的世界观。“和”并非使用暴力去征服,而是以“修德”为出发点,来构建一个和谐的政治体系,以期达到“近者悦,远者来”的目的。

  “和而不同”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本体论根据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正视“万物”“多途”“并行”的存在论前提,才有可能寻求它们之间的共性,从而形成共同的诉求、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命运。

  这不仅需在空间上,考虑不同文化体系、价值关怀如何能和谐并行,且要在时间层面上,考虑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不同价值诉求,深刻认识文明形态间“和而不同”的重要性,理解历史发展阶段“和而不同”的规律。

香港西环海滨长廊上,针织涂鸦艺术家为海滨长廊的栏杆装饰上针织品。李志华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和而不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路径?

  姚新中:全球文明汇集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与提升,因此,是人类价值诉求的多元一体。如何从多元达到一体对于全球文明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儒家“和而不同”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促进全球文明新发展的一个中国方案。

  应对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以“和而不同”来推动全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因为“和”的精神不在于排斥而在于包容,不在于拒绝而在于尊重,不在于执一独断而在于互通互鉴。“和而不同”承认万千世界具有内在差异,文明形态具有多样诉求,传统与现代在观念与实践中具有不同样式,并通过“求大同存小异”、共生共长、美美与共来实现“不同之和”。

  “和而不同”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智慧,是中华文化为人类进步所作出的重要思想贡献。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而不同”既可提供共克时艰的基本方法,也能指导探索人类文明新发展的有效路径。(完)

  受访者简介:

  姚新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哲学杂志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副主编、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执行主任。2001年入选英国高校杰出人士;2002年入选英国皇家亚洲学会(Fellow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2003年入选《世界名人录》(Who’s Who in the World);2004年任英国牛津大学The Ramsay Research Centre高级研究员;2008年至2013年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创建中国研究院并任院长。曾获评北京市高校先进工作者、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比较哲学、儒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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