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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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全球著名的非晶合金薄带制造行业领军企业呕心沥血8年的研发成果被公司“内鬼”出卖给竞争对手;重庆某公司通过反向工程获取成都某公司芯片中的计算机软件代码后非法复制发行;某生物医药高科技龙头企业商业秘密被窃,涉案技术价值高达9亿元……这些案件涉及的高端制造、智能芯片、生物医药等行业,都被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
4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新闻发布会,首次向社会发布《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2023年)》(下称“白皮书”),同时发布9个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下称“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了上述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整场新闻发布会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并充分体现最高检党组的要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服务未来产业
“既要‘依法严办’让侵权者不敢再犯,也要‘依法快办’避免被侵权者合法权益持续受损。”
未来产业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要形式,是新质生产力的集中代表。新闻发布会多次提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绿色能源和信息通信等未来产业,重点加强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既要‘依法严办’让侵权者不敢再犯,也要‘依法快办’避免被侵权者合法权益持续受损,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宫鸣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这些要求,怎样落实在办理每一个具体案件的过程中?今天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多个发生在高新技术领域,是检察机关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写照。
例如在“浙江兆某股份有限公司、方某君等6人侵犯商业秘密案”中,被害单位是非晶合金薄带制造行业领军企业,相关技术历经多年研发突破,关系企业重大利益和长远发展。检察机关深挖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幕后主犯,实现全链条打击。
又如“重庆乾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官某、李某侵犯著作权案”涉及芯片制造领域,检察机关准确认定案件性质和非法经营数额,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整改。
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主任刘太宗表示:“这些案例直观反映了检察机关聚焦高新技术领域,加大办案力度,通过惩治犯罪行为守护企业创新创造动力,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生态作出的努力。”
保护科技创新
“兼顾保护企业创新和劳动者就业合法权利,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的双重作用。”
“注重顶层设计,完善创新保护机制。”“聚焦事关企业生存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加大办案力度,严厉打击侵犯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强化涉企知识产权保护,守护创新主体合法权益。”……新闻发布会上,无论是发布的白皮书、典型案例,还是回答记者提问,“创新”都是高频词汇。
例如山东检察机关在办理“浙江兆某股份有限公司、方某君等6人侵犯商业秘密案”时,综合运用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自行补充侦查等方式深挖彻查,夯实证据体系,历时五年成功追诉,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此案的办理充分彰显了检察机关为保护企业科技创新的坚守。
白皮书指出,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综合运用多种履职方式,既依法打击犯罪,又保护无辜的人不受追诉。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侵权人积极赔偿,提高追赃挽损比例,有效保护创新主体合法权益。强化检察一体履职,加大对涉专利、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技术类案件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力度,促进裁判标准统一。
据悉,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案涉权利单位既有国内企业,也有国外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检察机关通过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大民事诉讼监督力度,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事实上,对于权利人来说,在关心追究侵权人刑事责任的同时,更关心企业的损失怎样才能得到及时赔偿。
浙江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过孟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了浙江的经验:“我们在依法运用刑事手段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同时,通过综合运用刑事诉前调解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探索建立了调诉结合的综合保护机制,为权利人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2022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通过诉前调解帮助149家企业获赔,赔偿金额1.4亿余元。”
高质效办案
“高度重视涉高新技术类案件的办案规则提炼,对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守护创新成果发挥规则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也对司法办案提出新挑战。
特别是随着很多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探索已进入“无人区”,新技术带来诸多难题,在知识产权权利属性、归属和侵权认定,案件非法经营数额计算,作品实质性相似、商业秘密同一性认定等方面,对司法办案提出新挑战。
怎样才能前瞻研判变化挑战,回应新质生产力保护高要求?上海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龚培华介绍了上海市检察机关应对数字新技术发展的思考:“数字技术导致知识产权法律关系边界模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受到版权司法保护引起广泛讨论。版权犯罪活动开始使用科技化、隐蔽化的数字技术,也给治理工作带来难题。上海市检察机关实施数字检察战略,构建版权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深度参与上海数据知识产权立法工作,携手上海数据交易所推动数据流通交易领域刑事合规工作,为数据保护提供更明确的法治保障。”
据了解,最高检注重涉高新技术类案件的办案规则提炼,过去三年共发布了2批9件指导性案例、6批50件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等高新技术领域案件20件,通过及时总结提炼办案规则,为办理同类案件提供参考,对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守护创新成果发挥规则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