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张东刚：文明和谐论有何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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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9月2日电 题：文明和谐论有何世界意义？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张东刚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徐皇冠

　　人类历史构成了多样的文明图谱，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成为世界大势。以文明为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张东刚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阐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意涵，阐发对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认识与对学人使命的思考。

视频：【东西问】张东刚：文明和谐论有何世界意义？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您看来，何为文明？为何要研究文明？

　　张东刚：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文明”一词出现很早，《易经》有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里的“文明”指的是光明之意。近代以来，伴随西学东渐，学术界开始使用“文明”翻译英文“civilization”，形成今天通行的文明概念。

　　中外学术界对文明的定义非常多样，恐怕很难达成一致。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简明定义，“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的综合；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成果和标志”。一般意义上，文明指代人类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的综合成果，与“蒙昧、野蛮”的社会状态相区别。文明是人类的创造史和演进史。文明按内容可分解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也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划分不同形态，如古代文明、现代文明等；也可以按照地域划分，如中华文明、西方文明等。文明具有动态演变的特点，文明的兴衰一直在不断发生。

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国宝之司母戊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明是个巨大的复杂系统。要注意到，当代分科治学传统已根深蒂固，而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综合性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某一侧面或单一要素，个案研究的正确有可能导致集成谬误，那就真成了“盲人摸象”了。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各种专门的学问，而且需要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而这正是在当下提倡“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一，文明是人类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全部过程，研究文明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古代文明不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而是现代文明的源泉。只有清楚地了解文明的过去，才能准确理解人类的现在。

　　第二，文明是影响当代世界格局的重大现象，代表人类的现在。文明既是基础研究，也是战略研究，更是大历史观研究。只有从文明的高度入手，才能更有效地解释当代国际社会运行与人类发展的底层逻辑。

　　第三，文明是展望人类未来发展的基础起点，代表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已来到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机遇挑战并存。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人类文明的未来形态等重大问题，都有必要置于文明发展的基础理论中去进行反思性地把握。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一倡议有何重要意涵？

　　张东刚：习近平总书记以四个“共同倡导”阐述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彰显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观。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对话、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携手促进人类文明之花竞相开放，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内生动力。

　　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凝聚价值共识，廓清文明迷思，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打破“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观念束缚，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在平等对话和相互了解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实现古今交融、中西交汇，在现代化探索中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重要原因在于其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始终传承创新的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流互鉴，强调“亲仁善邻”，造就礼仪之邦。与古为新，方能在传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焕发文明的时代魅力；交流互鉴，方能在和谐融通的前提下激活文明发展的世界意义，为更好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雕塑。盛佳鹏 摄

　　推动文明交流发展并不断丰富其内容和形式，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创立平等包容的文明新形态，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促进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拓宽现代文明创造的世界视野，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的责任与担当，让世界看到一个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具影响力的中国，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今天，我们要深刻理解全球文明倡议体现的文明境界，更好展现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文明创造的历史主动精神，破除西方现代化对文明发展所做的单向度阐释，改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探索实现不同文明和谐有序、交相辉映的路径，形成世界文明交往的新格局新范式。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图景与内在依据？

　　张东刚：在多样性的世界文明图谱中，任何文明都不能拒斥与其他文明的交往而独立存在，世界文明是多元化的，多种文明并存与交流互鉴是历史的常态，未来也必将走向和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明的本质与文明和谐发展的规律，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把握文明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明主体性与对外开放、文明冲突与文明交流等重大关系，形成了关于文明和谐发展的重要论述，体现为文明和谐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指出，普遍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广泛而深刻的相互作用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并以“人格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标准界定了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历史地表明，世界文明从源头起就是多样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合乎历史理性的大道。回顾中华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拜占庭文明等文明的发展历程，一种文明的勃发兴盛往往受益于交流互鉴，衰颓消散则多受害于侵略纷争。

　　中华文明历来重视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强调“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和谐相生”。“和合故而能谐”，不是所有事物整齐划一，更不是合并彼此的整合同一，而是充分承认差异、尊重差别并在彼此相异的前提下共存聚力，实现共同的更加美好的目标。

图为女神雕像、彩绘石盘(从左至右)。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霸权扩张、文化殖民主义不具有普遍性特征，但“零和博弈”“丛林法则”“赢者通吃”在西方社会已然是一种近乎固化的价值观。历史经验表明，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并将长期存在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只会损人害己，“文明冲突论”应当终结。着眼于文明发展的美好未来，推动世界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光明前景与必然趋势。

　　中新社记者：文明进步离不开文明研究。您曾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的文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其有何内涵？

　　张东刚：文明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目标，以人类文明形态为研究对象，聚焦文明的兴衰历程，归纳文明的发展模式，探究文明的发展动力，以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趋势，是与中国史、世界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又总括一体的新兴交叉学科。

　　我们提倡的文明学不同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带有历史宿命论的“文化形态学”，也不同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不是“西方中心论”的中国化翻版，而应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以整个人类史进程为依归，科学评价西欧北美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文明在人类发展史的地位，寻求人类社会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和共处之道。

　　中新社记者：大学是文明互鉴的载体。东西方大学的办学应如何互鉴？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方面有何探索？

　　张东刚：东西方大学的交流互鉴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为中西教育合作、学术对话搭建新平台、新空间，在文明对话中互学互鉴、相知相亲，更好地凝聚思想和价值共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贡献。

以“‘两个结合’：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首届武夷论坛3月22日在福建举办。齐齐哈尔新闻网记者 张斌 摄

　　中国人民大学以育人为使命，培养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建设者，构建更为紧密的全球学生学术共同体，着力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战略性人才；拉紧人文纽带，与61个国家和地区的313所高校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打造首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武夷论坛”等，在希腊、法国、匈牙利等国高校共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共同践行人类共同价值，推进现代人类文明的研究工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主动作为的全球合作网络布局；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进与世界主要政党、学界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编写涵盖8大领域9个语种的《“一带一路”十年答卷》丛书等。总而言之，中国人民大学秉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胸怀和担当，搭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桥梁，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人大智慧和人大方案。(完)

　　受访者简介：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张东刚，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曾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人事司司长。2021年获“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主要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外经济发展比较、文明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出版三部学术著作，合著四十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硏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曾获第四届高校青年教师奖，第八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资助奖，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博士论文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最高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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