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辞赋创作与文学自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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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杨雄《甘泉赋》，是汉代宫殿赋的代表作，以极力铺陈夸张的手法详细描述了汉成帝郊祀甘泉泰畴的盛况，同时带有讽谏的意味。明代文学家张溥点评《甘泉赋》道：“自比讽谏，相如不死。”（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 ）

从司马相如到杨雄，他们的汉赋作品都没有脱离天子狩猎、宫殿林苑的范畴，并都带有明显的讽谏意味。无论是《上林赋》、《子虚赋》还是《甘泉赋》，不管它们描写的景象多么宏大，统治者多么威风，国家多么繁荣昌盛，都不会偏离政治讽谏这一最终目的。它们的产生无不依赖于政治，又无不服务于政治，为政治而生，也因政治而盛。即使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但始终无法割断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作者在进行创作之时，总希望自己的作品于政治有所裨益，将政治思想和对皇帝的建议寓于文学作品当中。

到了魏晋时期，混乱的社会局面与黑暗的政治系统给依附于政治集团的文人带来了极大苦痛，这苦痛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文人对政治感到失望，进而寄情于自然山水，投身玄学，从而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和追求，也对文学创作观念有了新的理解。从玄学出发来审视文学创作，必然会产生与儒家截然不同的创作理念。在儒家思想左右下的创作以教化世人，服务政治为目的，意在将士人置于仁义礼智信的价值框架之下；而玄学指导下的创作理念却寄情山水，追求独立自由的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新的指导思想下的新创作理念导致了相当大数量的象征着文人自我意识觉醒的作品开始产生。同样以赋为例，嵇康的《琴赋》则脱离了政治范畴，全篇从琴的取材、琴的制作、琴的演奏以及琴曲的发展等多方面展示了琴为嵇康带来的审美感受，由琴到人，宣扬了为人者的自由独立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