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中国独有的篆刻艺术，不必急于进入“现代艺术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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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镛，1948年3月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1979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专业。1981年留校执教。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研究室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院院长、文化部优秀专家、文化部美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艺术创作院名誉院长、李可染画院副院长。

我是12岁那年开始学篆刻的。那时已经学了五六年的字和画。字是晋唐名家的楷书，画是看见顺眼的就临，高兴了胡涂乱抹，画什么总能像点什么。身边也无高人指点。

当时特别崇拜齐白石，记得那年父亲带我去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观看“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遗作展”，回来想学刻印，父亲为我买了工具，手边有些齐白石的作品，父亲不懂篆刻，又特意带我去琉璃厂买回一套二函二十本的《飞鸿堂印谱》。小孩子好奇，记得当时对其中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挺喜欢。一动手特别上瘾，放学后做完功课一刻到半夜，很快就能“创作”了。

1970年，王镛在内蒙古

14岁那年上初二，班主任赵龙飞老师推荐我去报考北京少年宫金石书法组，当时想学这类“冷门”也没有别的地方。我去考了，捎带也考了国画组，结果都被录取了。刘博琴先生教书法篆刻，是兼聘性质的。这就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现在回想当时的北京篆刻界，除宁斧成先生是一位个性较强的印人，刘博琴先生当是一位高手，可惜先生建国以后没有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地位，生活都成问题，境遇可想而知。先生擅篆隶，我的书法视野也得以大大拓展。篆刻从规矩入手，先学满白文汉印，朱文则是铁线元朱一类。不外乎临摹，命题创作，老师分析讲评，进步很快。

1970年，王镛在大兴安岭北吉拉林国防公路工地

当年就入选了“首都书法篆刻展”，这是当时惟一的此类展事，刘少奇、朱德、陈毅等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参展了。于是乎信心大增，对篆刻的传统也有了初步的认知，在审美能力上也有了质的提高。有赖老师的匡正，可以说走上了正道，知道漂亮花哨的东西不好，整齐匀称不过是美的低级阶段，古拙质朴、奇险壮丽之类才是大美。这个审美意识，算是初步树立起来了。

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就是“事件”，下乡插队了。在内蒙古也常有写写画画的机会，但篆刻基本上停了。那六年经了些磨难，得了些历练，而不幸中之大幸是：由于地僻人稀，“阶级斗争”不易抓紧，结果自我意识在荒野中得以萌醒。回京后任中学美术教师，又大干起来，这时较强烈地想探求篆刻的个性风格。

1973年，在内蒙古阿荣旗插队，王镛与同学留影

由于此前的十年，精神上遭受了极度的压抑，可以想见当时对艺术自由的渴求，于是放手刻了一些“不知秦汉，无论明清”的新东西，结果无根无源，总不耐看。久之悟出了篆刻的审美品质首先要“古”。“古”并非等于“旧”，因为在传统艺术中，“古”与“新”不但不对立，反而暗里相通。群体的求新意识往往使审美丧失高格调，只因低俗的美本来就容易赢得多数受众的青睐，这在物质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更突出了。

实际上，高古、古雅、古拙、古朴等等的对立面肯定是俗媚、甜熟一类。无疑，“古”字不仅是个时间概念，“古”的审美体验源于大自然，因为先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故易与大自然融合亲近。试看人类早期的艺术包括各种生活器物，无不具有“古”的审美品格。但“巧”在追求物质文明的进程中，由于实用的要求，愈来愈占据上风，所以，一旦进入艺术的精神审美层面，“巧”虽然“新”，却一定近于“俗”，“古”却成了很难企求的高格调。

1979年的一天，王镛与同学们在听李可染、叶浅予先生授课

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李苦禅教授首次分别招收5名山水、花鸟画研究生。报名者数百人，竞争激烈。与今天的情形不同，我当时甚至没见过导师的照片，纯粹是“碰”机会，且5名山水研究生，只招一个兼攻书法篆刻的。考生中大多数是艺术科班出身，我不行，我只能以同等学历的身份报名。如果只考山水，我肯定没戏，好在我是“野路子”，自学中什么都摸过，包括素描、油画等。文化课得分更高，居然被录取了。

进了美术学院，兴奋之余，深感压力之大，恨不得以长绳系日，让24小时都是白天。导师李可染先生的人格魅力与艺术理念，给了我深深的震撼。刚从监狱中被“解放”出来的系主任叶浅予先生，其孤高耿介的品性和为人为艺的至诚，令我折服。这些至今成为我受用不尽的人生艺术财富。

1980年，王镛在听李可染先生讲课

常常有人问我：李可染先生又不搞篆刻，你能学什么？其实这种提问只能属于“小儿科”水平。韩愈《师说》中写得明白：“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属技术层面的只在“授业”之中，所以韩老夫子在论述中举例说的“授业”只是“童子之师”的职能，而且强调授业是“小”，传道与解惑才是“大”。李可染老师授课，从不讲技能技巧，即使一定言“技”，也要提升到“道”的高度去阐释，这个道，即是自然与艺术的根本规律。再不然，也要立足于美学的层面。刚毕业时，几次为李老师治印，曾对我深入论述篆刻创作的审美取向，受益匪浅。还有副导师梁树年先生，擅诗文，亦擅篆刻，格调很高。只是梁先生天性淡泊，从不张扬，故印名不彰，对我教诲多多，至今难忘。

1985年，王镛在师牛堂

1992年，王镛与梁树年老师合影

中央美术学院是艺术氛围最浓的所在。这种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于触目呼吸之间无所不在，只要你不存先入为主的固执，只要你尚未麻木不仁，那么时时发生的观念的碰撞与意识的交锋，总会逼迫你去思索探求。我开始认真整理自己。首先是方向问题，因为当时仍然不断讨论文艺为什么人的事儿。简要说来，如果承认书画印是传统的高雅艺术，那么它注定要被“打入”“阳春白雪”一类。我想“阳春白雪”表面上不像“下里巴人”，能直接服务于“工农兵”大众，但骨子里却肩负着更高难的服务责任，即教育与提高大众。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最终是一致的，而且往往是“阳春白雪”才标志着一门艺术的文化价值与历史高度。因此坚定了我忍耐寂寞，面对孤独地去发现、去创造的信心和决心。

从艺方向的明确，审美观的建立，辩证的思维方法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独到判别，是形成自我艺术风格的前提与关钮。如果一个人总执着于形而下的枝节问题，肯定忙活一辈子也找不到北。

东山书院重建开院时，王镛参加雅集活动，当场教授刻章技法

借鉴印外的资源，“化合”成自我的印风，确实不易。我也绕过弯子。只取其表，不明其里，是个通病。比如借鉴瓦当，或取法封泥，一般往往被其外在的形式，或者说非印章可取的所谓独特新奇的样式所吸引，比如瓦当的圆形及扇形分割或者封泥的宽泥边栏。以为照搬这些就是创新了。再高明一些，也许只想把瓦、泥造成的残缺美感运用于印章线条之上，我想这远远不够。比如瓦当文，我以为那些古代专业美术工匠的杰作，首先是启发了我对文字造型的可塑性的认识，其在不违背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对文字的大胆变形，充满着智慧之光。畸形的有限空间没有成为变形的桎梏，反而成就了它的奇妙创意。

至于封泥，它不是印章的另类显示，恰恰相反，因为当时没有印泥，没有纸张，所以封泥才是古玺印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是古玺印的使用效果。把印章拓在纸上和按在泥上，朱、白文的显现恰恰相反，可见“古玺印大多是白文”，是后人流传已久的大误会。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研究方结构的汉印文字表现为细朱文的时候，其形式要领何在？至于又烂又宽、残缺不整的大泥边栏，就变得意义不大了。如果将视焦聚于其内在形式规律特征，每个人以自我的目光审视，相信会各有所得。我“得益于美术的章法构成”—可能有道理，因为美术（应指绘画）与书法、篆刻的章法构成，其根本规律是完全相同的。

我想，许多只搞书、印的人太把“字”当成凝固的标本去对待了，这就阻碍了将字的构成因素抽绎出来进行改组（变形）的思路，进而失去了创造力。再者，我认为“美术”这一概念，即造型艺术或曰视觉艺术，它当然包括书法和篆刻。这里用绘画，似更贴切。

“寸耕堂陶印展”于2016年1月在北京开幕

我一般在动刀前反复写稿，多方选择，至极细微的地方都做到心中有数。我认为印章与书法相比，不同处在于空间太小，必须毫微相较。如果准备不足，仅靠激情冲动，急就而成，容易失误。当然情急之中出于意料之外的偶然效果，其美妙也是无法事先“设计”出来的，这也是中国写意类艺术的闪光之处。为兼得二者之长，我在动手刻时，努力放松下来，不再去顾虑具体细节，只关注整体的表现，放刀直干。其实写得再好也不能完全体现刻的效果，因此刻的时候需要随机生发。这样，就避免了把“刻”沦落为对写的“摹刻”，从而把思、写、刻及拓视为一个完整的创作过程。最后，有时是达到写的大致预想效果，有时是面目全非，却有意外收获。

总之，我想把理性与激情统一起来，做到经意之极，效果是似不经意。李可染老师回忆说，白石老人对他讲：我在画上常题“白石老人一挥”，你别信，那是给外行看的，其实我是用写楷书的方法画大写意。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激情如果没有理性的支撑，则不会持久，也容易失“度”，理性若无激情的引发，则会僵板，丧失灵性。大写意类作品，表面粗枝大叶，粗头乱服，但是给人内在的艺术感受更应细腻。这是大写意风格的迷人之处，也是误人之处。印毕竟不是书，起码不追求书法的时序性与一次性，所以我不一概反对“修饰性”技法。原则上，一是尽可能少用，二是最终艺术效果是自然无饰的。

我已经辞去了所谓的“领导”身份了，我只想、也只能代表我自己。当代篆刻基于一批中青年作者的努力，虽然只经历了短短二十几年，但已经确立了与明清以来各流派、各阶段根本不同的新生的整体风貌（被许多人讥为“流行印风”）。篆刻在艺术大家庭中进一步巩固了独立的地位，篆刻史、论的研究也获得了空前的深入。不过，我觉得土生土长的、中国独有的篆刻艺术，不必参照西方模式，急于进入“现代艺术行列”，况且连西方人也没敢提艺术一定要走“全球一体化”之路。当然，我也十分关注那些与西方现代艺术“接轨”的探索性印作，它深具启示作用，但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篆刻艺术的主流。篆刻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可能具备自己的现代意义。从大的世界范畴看，这同样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原文为“《谈篆刻》——辛尘.王镛对话录”，有删减）

王镛篆刻印谱欣赏

古昔以上谁所宗

1990年

大开户牖吐真气

1990年

远离颠倒梦想

1992年

鼎楼图书记

1995年

拙者吉

1996年

蓤花堂印

1996年

鸟瘦花肥

1996年

夕阳楼

1996年

凸斋大利长寿

1996年

世人哪得知

1997年

无竹令人俗

多竹令人野

1997年

烟云供养

1997年

笑古人之未工

1997年

天地悠悠

1997年

陈言务去

1998年

道外无物

1998年

金石永寿

1998年

一生襟抱与山开

1998年

寻思百计不如闲

1998年

海棠庭石

1998年

洗风亭长

1998年

五十而知天命

1998年

万事惟于睡里消

1998年

所以君子之心如水

1998年

石令人隽

1998年

十日一水

五日一石

1998年

大盈若冲

1998年

安睡庐

1998年

并州王氏朱记

1998年

波头摩花馆

鼎楼藏书

晋砖吟室印

师古立新

凸斋藏书

袖爽斋

夕阳楼主

令辟堂印

孤云生远

讨难将军章

会心不远

仁者乐山

古来万事贵天真

斯命唯新

2009年

以无所得故

2009年

鼎楼印信

2019年

梅花吟馆

2019年

长年多寿

2019年

味道

2019年

陇上

凸斋长寿

重庵

坐究四荒

长年大吉

王镛陶印系列欣赏

凸斋 36×30mm

仰兆居收藏章 45×45mm

寸耕堂 40×30mm

寸耕心迹 45×45mm

会心不必在远 55×55mm

寸耕堂之印 60×60mm

蔆花堂藏 50×50mm

古并州晋祠人 45×50mm

乐天知命 46×44mm

金石大寿 45×44mm

澄怀 55×55mm

时得一二遗八九 58×56mm

重庵

喜庐

凸斋临古

印心簃

汤山丽水一散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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