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拼死保住了毛公鼎，却将重金买来的曹娥碑拱手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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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个中国近现代交通事业的先驱，一个终身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赤子。

他有着众多的身份与头衔，曾任清朝邮传部承政厅长兼代理铁路局长、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画院首任院长。

除此之外，他还是通古晓今的学者、博古好雅的藏家。

他就是叶恭绰。

祖父为清末翰林，曾官户部郎中、军机章京，金石、书、画均闻名于时。叶恭绰自幼聪颖，自六岁起，未尝一日废书不读。七岁能诗文，少年时即有佳句名世。

作为出身名门的青年才俊叶恭绰，十八岁时应童子试做《铁路赋》，得到主考官张百熙激赏，列为第一名并取入府学。这篇《铁路赋》似在冥冥中指引着他的事业走向，此后一生与铁路交通事业结缘。

八年后，在张百熙的举荐下，叶恭绰就任清廷邮传部部员。在管辖着邮、电、路、航的邮传部，叶恭绰力求奋勉，选定一门便特别用心，从此与铁路定缘。随后，担任铁路总局代理局长、交通银行帮理、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交通总长、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等职务。

1912 年 6 月，叶恭绰任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副会长，8月孙中山先生入京，见叶恭绰而喜，谓“吾之北也，喜得一新同志焉”，叶恭绰自此追随孙中山革命，孙中山建设全国交通、邮电事业之方略，多有倚重。

1920 年 12 月，叶恭绰以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及北平邮电学校等四校移散各地，组织无系统、学科不联络，决定调整科目，提高课程，以宏造就，统一学制，这就是 “交通大学”的诞生，叶恭绰出任校长。

叶恭绰于书画、诗文、考古、鉴赏无不精湛。搜藏历代文物，品类颇广，至为丰富，如西周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晋王献之《鸭头丸帖》、清初张纯修《楝亭夜话图》等。还收藏了大量乡镇专志、清人词集、清人传记、名僧翰墨、文物图录，如清人词集有5000余种，《全清词钞》有3196家。

叶恭绰曾自谦地说：“博而不专，世之通病。余故不能免。”

▲西周毛公鼎

同时，叶恭绰提出“收藏之目的在于研究”的根本旨要，1961年在香港出版的《遐庵清秘录》便可为证。

《遐庵清秘录》卷一为所藏古代书法，卷二为古代绘画，王羲之《鸭头丸帖》、贯休《罗汉像》、宋徽宗《祥龙石卷》等中国古代书画精品皆在其列，书中对于所列书画精品的材质、基本状态、钤印、收藏印、题跋等进行了图文并茂的罗列，同时还有较为详尽的研究注释，对于所藏古代书画的流传以及研究贡献卓著。

▲《遐庵清秘录》

1949年之后，叶恭绰常要出售收藏以补家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徐森玉知道老朋友叶恭绰要出售自己的收藏，决定询问能否把他藏的《鸭头丸帖》收购为国有。徐森玉认为办此事最可靠的是谢稚柳。

谢稚柳带着徐森玉的使命去拜见叶恭绰。对叶恭绰，谢稚柳向来是以长辈尊之。见面之后，先从叶氏最关心的《柳鸦芦雁》谈起，然后又谈起他几次向上海文管会出售的字画。

▲王献之 鸭头丸帖(局部)

谢稚柳作些尝试，说：“遐翁，你藏的《鸭头丸帖》是否有意出让?”

叶恭绰有些不快，说：“上海文管会诸大鉴定家，连画的等级价值都没有标，《鸭头丸帖》到了那里，还不知被评成什么劣等呢?”

谢稚柳：“遐翁放心，这次由森老说了算。”

叶恭绰：“这种东西我能卖吗?字字千金，即使我能卖，你们文管会也不敢买。”

谢稚柳：“遐翁，你可以一言九鼎，虽然是字字千金，我们也买，这个家我当了。”

▲叶恭绰书札

叶恭绰只是气话，“字字千金”是笼统说说，《鸭头丸帖》到底能卖多少钱，他的确没想过，他看了看谢稚柳，问：“稚柳，你这个字字千金算是什么样的价钱?”

谢稚柳说：“就按照遐翁说的一个字一千元。”

叶恭绰沉吟了一阵，说：“你这种点名买东西，叫做挖别人眼珠子。你们既然要挖眼珠子，那就让你来挖吧，反正这东西早晚都要被挖走的，今天不是你挖，明天可能会有别人来挖。”

就这样，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就归了上海市文管会，现藏上海博物馆。

叶恭绰在收藏上最为世人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收藏毛公鼎没有让它流出国门，一是将王羲之的《曹娥碑》(唐人摹本)归还张大千。

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代的彝器，清道光末陕西岐山礼村出土，后为叶恭绰收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鼎体呈半圆形，立体高大，兽蹄形足。口沿下饰大小相间的单行连续式鳞纹，其下铺一道弦线，十分简朴。内壁铸铭文四百九十多字，是商周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内容记述周宣王册命毛公之事。

▲叶恭绰 竹石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准备避难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的七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

民国二十九年，他的姨太太潘氏为侵吞财产，向日本宪兵队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叶恭绰闻讯，急电侄子叶公超去上海主持讼事，并谆谆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绝不能流出国土。

▲叶恭绰书法扇面

日本宪兵接到潘氏密告，突击搜查叶宅。好在毛公鼎已转移，但被查出两把手枪。叶公超因此被捕入狱，后由其中间人具结作保出狱。毛公鼎终于没被日军掠去。毛公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镇馆之宝。

有关《曹娥碑》的故事也十分动人，叶恭绰与张大千向为挚友，抗战前几年，张大千、张善孖、叶恭绰三位书画大家在苏州同住一园，朝夕相处，摩挲旧物，研讨艺技。

▲叶恭绰书札

有一天叶恭绰与朋友王秋湄来访张大千，见张一脸愁眉不展，询其故，张乃道出苦衷。原来张家祖上旧藏一幅王羲之的《曹娥碑》，弥足珍贵，传为家宝，上面唐人题识累累，外人极少获见。

有一次，张大千在上海朋友们设的诗钟博戏之社输光了钱，无法偿还，朋友江紫宸大笑道：“《曹娥碑》归了我吧!”大千不得已，忍痛割让给江紫宸。

▲曹娥碑

十年之后，张大千的母亲病重，一日忽唤大千于床前，问：“我家祖传的《曹娥碑》怎么久不见面?颇思重展一下。”

大千内心惶恐，不敢实说，就推说放在苏州了。老母亲一定要他从苏州拿来看看，大千只得诺诺。可是此卷早已由江氏出售了，如今不知流落何方，张大千心急如焚，遂不敢再见老母，回到苏州整日愁容满面，不知如何是好。

适巧叶恭绰此时来访，恰如老天长眼，即刻解了张大千的围。大千以母病相告后说：“如能帮助打听到《曹娥碑》的下落，愿以重金为赎，以慰老母。”叶恭绰听后哈哈大笑，即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个么，正在区区这里!”并表示既是大千先人遗物，太夫人又在重病之中，愿以原物归还大千，不收任何报酬。

大千自是感激不尽，事后对人说：“恭绰风概，不但今人所无，求之古人，亦所未闻。”

1961年，在他80岁的时候，他将收藏的大量古字画珍本全都无偿捐给国家。

叶恭绰的一生勤勤恳恳、高风亮节，他曾在中山陵东侧小阜建有“仰止亭”，以志其对中山先生高山仰止与知遇之恩。病重时，曾请宋庆龄同意其死后埋骨亭畔，以示与中山先生生死相随之忱。

1970年 4月叶恭绰骨灰盒由茅以升护送至南京中山陵入龛，由于文革，亲属无一人得能参加，更不准镌刻生平传略于碑背，而后仰止亭及叶恭绰墓地遭“红卫兵”砸坏毁损，无人闻问。

1981年改革开放后，被当做坐凳的叶恭绰墓碑才重新立起，碑文重描后恢复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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