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箭：80岁，一喜一悲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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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已经匆匆过去了，说起来，我们全家和“8”其实都有着不解之缘：我出生于1938年，今年80岁整；1958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1978年对我们全家而言是悲痛的一年，我父亲这年到德国治疗腿疾突发心脏病去世了；2008年悲痛再次降临，我妹妹突发脑溢血成了植物人。我想了很久，2019年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要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想那就要说起我的两位老师——于敏和程开甲。这一年的12月份，我的老师于敏被授予“改革开放100名先锋”头一位。而在这之前一个月，我的另一位老师程开甲不幸去世了。一喜一悲，令人感叹。

我所从事的核武器研究事业是国家的绝密事业，平时聊天，有的同事觉得我们做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好像我们这一辈子都要这么默默无名，有点委屈。2019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隆重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锋，第一个就是于敏老师。那天我看了新闻之后特别感动，我为自己骄傲自豪。

我上哈军工时，邓稼先、于敏、程开甲这些人已经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顶级的专家，刚开始时，我们听课就像在听天书，云山雾绕，根本入不了门。我们着急，老师们比我们还着急。我记得邓稼先老师说过：“我恨不得把我肚子里的东西全掏出来给你们，你们怎么全听不懂啊？”于敏老师则说：“我就差把原子弹的尺寸告诉你们了。”那是最机密的东西，自然不能说。

1963年我从哈军工毕业，分到了国防科工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所长就是程开甲。后来我又调到了国防科工委机关，和于敏老师接触比较多。他们对我来说，不仅是研究事业上的老师，更是人生导师，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我是他们的“粉丝”一枚。退休后，我和程开甲老师在一个干休所住，我们两家就在相邻的两栋楼里。有时候在院子里遇见，他还会跟我讨论研究课题。

1999年，有23位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程开甲老师是其中一位。我们这些老部下跑去向他祝贺，每个人都捧着奖章照了一张相，程老师说：“这是应该的，我只是代表你们接受了国家的奖励，这个奖章不是授给我个人的，是授给我们这个行业的，你们都有份。”我们听了可高兴了。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全国大概有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从事原子弹氢弹事业，每个人都在兢兢业业做自己的工作，才积成了这份事业。所以于敏老师其实很反感人们叫他“中国氢弹之父”，他跟我们说过：“我就是从事氢弹研究的一个科技人员，我不能叫"之父"。”

我今年80岁了，已经快到了要总结人生的时候了，我觉得人这一生只要能做一件对国家对人民有意义的事，就心满意足心安理得了。我做过这样的事，这件事也是我最不后悔、最感到骄傲的，那就是我曾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点力量。比起我最崇拜的两位老师，我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2019年，两位老师一个获得了至高荣誉，一个离我们而去，悲喜交加，让我不能释怀。

口述/罗箭 采写/本报记者 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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