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上海的抒情史——严歌苓《舞男》读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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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我是为诗歌而生的。我现在知道，我是为阿绿而生的。女人生出孩子，也生出诗人。没有女人，拜伦怎么会疯魔?没有阿绿，我何必疯魔？”

——严歌苓书法作品选自《舞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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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辉：上海的抒情史——严歌苓《舞男》读札

作者：杨辉，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基地（西北大学）研究员。

《舞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原名《上海舞男》

首刊于《花城》杂志（2019年）

《舞男》中有一个“不可能”的叙述者——生活在1930年代的诗人兼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的当事人石乃瑛。他热恋着上海的舞女阿绿。在同样混乱的年代，却不曾如白流苏、范柳原那样拥有一个世俗男女渴慕的良善结局，他死在了1940年代的上海，死在那一个让他无法割舍的舞厅，从此便幻化成这舞厅几乎无处不在的“幽灵”，见证着半个多世纪上海男女的情感生活。他个人的故事也直接绕开“感时忧国”的宏大传统——他诗文中的爱国情怀不过是爱的失落的隐微表达。他来讲述一个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上海的故事。

严歌苓或许尝试将一切宏大叙事返归其原本的微末之中。在这个舞台上，时代和时代的宏大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胸腔里呼出的这口气，和你心心念念无从释怀的那个人。

2019年第6期《花城》杂志

首刊《上海舞男》

这一个为女人疯魔的诗人石乃瑛，他的故事似乎有一点革命加恋爱的旧故事的痕迹，但显然他幽灵般的自述，他假借张蓓蓓对其身世的调查努力返归这样一个事实：重要的并不是为他半个多世纪的“汉奸”身份“翻案”，而是记下那一段教人无法忘怀的情史。

“人们说我是为诗歌而生的。我现在知道，我是为阿绿而生的。女人生出孩子，也生出诗人。没有女人，拜伦怎么会疯魔?没有阿绿，我何必疯魔？”

阿绿随着王融辉去香港以后，“香港报纸登出我的杂文。文章是指向日本人的，用的火药却是丢失阿绿的愤怒和悲哀。”“日本人轰炸长沙，我轰炸香港，让阿绿没有藏身之处，到处轰炸着我的名字。”

他因此特别能够理解张蓓蓓在杨东消逝之后内心的痛。“因为我也像她那样地爱过。我表达痛的语言不也没有人懂吗？两百多首诗歌，到现在，大半个世纪了，他们懂了几行？”

终于要谈到张蓓蓓和杨东。他们的恋爱同样发生在舞厅，发生在幽灵石乃瑛寄身之所。他们谈论他，谈论他成为他们之间秘而不宣的精神纽带。一如石乃瑛和阿绿的背后是民族、家国、天下，张蓓蓓和杨东的身后是新世纪全新的时代主题，民族兴亡之极端状况已成往事，拼命奔向现代奔向财富身份地位的顶端，或许才是这时代的核心。但又有什么关系呢？！石乃瑛可以无视“感时忧国”的时代主题，张蓓蓓也可以容忍自己与杨东之间“悖离”时代观念的巨大反差——经济的上层和底端的巨大分野，在居所（“新天地”和老旧的工人新村），在许堰幼年全然不同的境遇中一再彰显。

即便杨东会突然失踪，即便这个比她年轻许多岁的男人和另一个名叫丰小勉的女人有过一个孩子，即便他们，连同那个无赖拆白党阿亮谋划着她的家产（张蓓蓓一定对此洞若观火），她仍然爱他，她没法不爱他，她愿意带他远走高飞，即便牺牲自己的事业也在所不惜，她要和他离开上海去往美国，与上海的所有一刀两断，开启他们全新的生活。在这一点上，石乃瑛、张蓓蓓，有什么分别？！“我（石乃瑛）见证他们时代也有像我那样去爱的人。”只是，“像我那样爱，总不会有好结果。”

石乃瑛死在了1940年代上海的舞厅，独留阿绿活到一九九六年。杨东终究错过了与蓓蓓相遇的机会，后者去了美国，他们的故事结局在疲惫无力教人黯然神伤的冬雨之中。

没有了杨东的蓓蓓伤心欲绝，她几乎成了石乃瑛专家。但她终究不曾从石乃瑛的故事中弄懂，

“爱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你想从社会、阶级、民族里光光剔出两个人的爱，从上下十八层的大上海光光摘出一个蓓蓓一个东东？几世纪前的莎士比亚就用罗密欧与朱丽叶宣判了你的幼稚。”

但严歌苓或许希望自己可以，可以从百年上海的历史叙述之中剔出几对男女的恋情，让他们逃离社会、阶级、民族或许还有历史的重重压力，返归作为世俗人的日常生活。这一种生活，将从对世界的知性之了解转向感官想象之经验世界的单纯快乐上。“只要个人能全然融入一抒情经验中，那顷刻即深具意义，正如深为蝴蝶的快乐绝不逊于身为庄周的喜悦。”（注1）

即便在《儒林外史》《红楼梦》中，亦有此抒情境界之发挥。“虽然曹（雪芹）、吴（敬梓）皆判知时间必然的侵蚀与乎对真实的怀疑将严重动摇生命的整个境界，他们仍愿意有保留地依附于此一破损的生命境界。在危难中此境界仍慰他们以抒情的喜乐。”（注2）而剥离掉家国、社会、阶级这些外部因素，个人所能面对生活世界之诸般际遇，亦不外如是。

最后，已逝的诗人石乃瑛退回到舞厅，退到八十年间无数如杨东、张蓓蓓一般以各种名目消磨时日的舞厅。那舞厅无论如何翻修，总能析出老上海的味道，析出如石乃瑛阿绿样的痴男怨女。

石乃瑛阴魂不散，将会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获得重生。

-end-

注1：参见张柠:《废名的小说及其观念世界》" 《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注2：废名:《斗方夜谭》" 王风编:《废名集》 (第三卷)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265页。

排版：严歌苓读书会

本文选自杨辉豆瓣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yanghui/

穆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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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男》所涉及的男色和女大亨的包养，正好触到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畸点。表面上这也可视为女权的胜利，其实却是变相的沉渣泛起。......《舞男》的双叙述人组成的复式叙事结构，扩大了小说的时空范围，历史与现实交错，悬疑与世情互渗。这也是这部新的长篇的一个亮点。

——王纪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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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鬼之间这种通过视觉交流来进行的对话、沟通，别具一格，严歌苓的这种叙述方式，必将给叙事学叙事视角的探究提供一个鲜明而独特的案例。

——杨红：《舞男》中“我”的多功能叙事解析

（点击进入评论全文）

严歌苓不是要做道德上孰是孰非的评判，而是希望在小说层面展示人性的强弱，这是《舞男》超越一般情爱故事的要义所在。

——杨扬，文学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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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舞男》是严歌苓迄今在叙事结构、策略、角度等方面，最为成功的作品。套中套结构嵌套得几乎天衣无缝。或可以说，其叙事结构的嵌套与绾合面向，对当代小说写作，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乃至某种程度上的标杆价值。

——刘艳 叙事结构的嵌套与“绾合”面向

──对严歌苓《上海舞男》的一种解读

（点此进入全文）

严歌苓要跟历史与现实较真，《舞男》要追问，在历史变迁中，究竟什么能再不堪的现实中留存下来。伦理、历史、现实叙事的后面，贯穿的是对命运的追问。《舞男》用爱与生命的庄重谨慎地观察了现代人的命运。

——胡传吉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重放家园的严歌苓：《舞男》）

严歌苓从来不回避人性中尖锐的问题，本来大家绕不过、都希望不要发生的东西，她的小说都会出现。而且我认为严歌苓还能关照人性中的善良。

——陈思和 复旦大学教授：与严歌苓对谈《舞男》

（点击进入全文对谈）

五度空间的上海霓虹曲——范迁评小说《舞男》

“我过去老认为自己是旁观者，侧目而视的人。现在我每隔两个月都要回到中国，不是侧目而视，我对社会参与越来越多了。《舞男》是我对中国当代生活中最有自信、最有把握的小说。”

“中国社会形成新的阶级矛盾和分层，阶级斗争转成更心理深层。”

——严歌苓（2019年上海观察、南都周刊专访）

更多《舞男》的介绍

严歌苓，著名小说家、编剧。曾入伍担任文工团舞蹈演员、创作员，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创意写作硕士，作品由中、英文创作，被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获国内外三十多个重要文学奖项，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作品题材广泛，主题繁复，叙事精湛，被评论家称为“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

代表作：《雌性的草地》《扶桑》《白蛇》《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赴宴者》《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床畔》《舞男》《芳华》，散文集《波西米亚楼》《非洲手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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