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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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于《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而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对此，笔者于2019年八九月间在本刊发表系列论文《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共20期，指出曾业英先生重大失误20余处，并认为其结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2019年7月，曾业英先生又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 而是唐璆》一文进行辩解和补充。笔者通过认真查考后认为，曾业英先生的“马后炮”全部不响，为此特撰《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文。本刊自即日起连载此文，敬请曾先生及广大读者关注。

蔡锷，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

在上一期中，笔者已经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曾先生所谓“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的一个“旁证”无可奈何地“旁落”了。今天再来谈谈曾先生所谓“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的第二个旁证的命运。 对于“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的另一个“旁证”，曾先生在其今年7月发表于《河北学刊》第4期上的《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以下简称“曾又文”）说得又很哆嗦冗长，笔者简要描述如下：

唐璆在《云南》杂志第五号上发表过一篇署有其真姓实名的《救云南以救中国》文章，果击椎生就是蔡锷，他见到唐璆与自己在同一号杂志上发表文章总不至于没一点反映，不至于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云南问题与唐璆交换意见，也不至于在两个年头里仅仅只写过一封信。……只有这个与唐璆在同一号《云南》杂志发表文章的击椎生不是蔡锷才有这种可能性。而从唐璆到1907年11月还对蔡锷的有关情况如此不了解来看，也说明这个击椎生不是蔡锷，所以没有与他联系，否则是不至于造成唐璆不得不转而向梁启超打听他极为羡慕、能得到梁氏“多方教诲”的蔡锷的情况的。而击椎生与唐璆如果是同一个人，唐璆信中所说的这种情况也就不难解释了。

对于这个旁证，曾先生自己也信心不足，心里很虚，最后承认，“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并不是关键证据。”

尽管曾先生提出这个“旁证”时支支吾吾、闪烁其辞，心虚得很，并特别声明“只是一种推测，并不是关键证据”，但既然曾先生已经作为击椎生就是唐璆的“旁证”之一提出来了，笔者也就不得不给予回应，以免给曾先生留下任何侥幸和幻想。

第一，曾业英先生曾在其《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以下简称“曾文”）一文中介绍击椎生时说：“他还是一个精通法政知识的人，不但熟悉一般国际、国内法，还通晓行政、商业、交通、金融等方方面面的专门法。……只要浏览一下他长达6万余字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看看他是怎样试图利用各种法律知识，挽回清廷和云南官吏丧失的铁路、矿产、领土、司法、关税、商业、行政、邮政、金融、货币等权益就一清二楚了。”曾先生认为，“蔡锷留日期间虽也研究过‘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还编译出版过《国际公法志》，但也不能因此就认定他一定具备多么广博的法政知识，完全能够写出那些大力维护云南、广西相关权益的文章。”那么，《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只能是“有着丰富的地理、法政知识”唐璆所写。

对于曾先生的上述结论，笔者曾在本刊《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六：逻辑混乱》一文中认为，曾先生在这里给大家开了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并指出： 众所周知，早在1898年的湖南时务学堂学习期间，蔡锷就在乃师梁启超、唐才常的影响下，开始钻研国际公法。1899年，蔡锷应梁启超东渡日本留学后，为了救国救民，蔡锷继续研究国际法学，并利用其1900年至1901年协助梁启超编辑《清议报》并先后任“瀛海纵谈”、“译书附录”两个专栏主笔之机会，先后发表了《英德协商》《英俄法之海权》《孟鲁主义》《外交》《人道乎抑人道之贼乎》《观俄》《东洋之大外交家》《将来之支那》《支那人之特质》《平和者欧洲以内之平和也》等40余篇涉及国际法学和中国外交问题的时评、政论文章。1901年，为了使国人认识“吾国之地位与夫列强对我国之情形”，蔡锷又翻译了6万余字、涉及东西方列强侵略包括云南、广西及西江流域在内的中国各地并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支那现势论》（详见资料之一）。1902年，为了介绍和普及国际公法知识，蔡锷又编译出版了对中国近代国际法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国际公法志》（详见资料之二），其中又大量涉及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请问曾先生，钻研了国际法学和中国外交问题达七八年之久的蔡锷写不出《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这样的文章，而自1906年下半年才开始学习法政知识的唐璆，不到半年竟然能写出“不但有国际法，还有广泛的矿业、金融、宗教、商业等国内法”内容的“长达6万余字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难道唐璆就是竟能在不到四五个月的时间内既精通国际法、又精通国内法、还精通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超级“学霸”，而早已精通国际法知识和熟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蔡锷于1902年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一直在“发呆”吗？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所以，如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业英所谓“击椎生就是唐璆”的观点能够成立，那么，世界上所有法学院校都应该关门了。因为如曾先生所说，唐璆学习法政知识不到半年这写出了“不但有国际法，还有广泛的矿业、金融、宗教、商业等国内法”内容的“长达6万余字的雄文《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世界上有哪一所法学院能够做到？现在世界上所有法学院要求学生在校学习四五年才能毕业，岂不是在赚学生的钱？岂不是在浪费学生的青春？

第二，曾先生在“曾文”中还说：“唐璆这时最为关注的时局问题是什么呢？恰恰也是外交问题。他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近日时势所最当研究者，与数十年来与外人交涉掌故，不知以何书为好？恳指示数种，即当购阅。’可见，击椎生与唐璆这时都很关注外交问题，因而不能排除击椎生《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就是唐璆当时研究外交问题的成果之一。” 曾先生上文所说的致梁启超的信，就是登载于唐晋源、唐晋湘所编《唐璆文集》第46－48页上的所标日期为“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唐璆致梁启超的那封信。关于这封信的时间，曾业英先生在“曾文”中直接将其认作“1908 年1月21 日”。因此，笔者曾在本刊《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不分阴阳》一文中指出，曾先生阴历、阳历不分，其“据以进行的论证和得出的所谓‘击椎生与唐璆是同一个人’的结论，除了对读者严重误导、对蔡锷严重不公和严重不负责之外，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和意义！”对此，曾业英先生不服，最近又在“曾又文”中对此进行辩解。对于曾先生的所谓辩解，笔者认为，一是曾先生在为辩解自己将“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认作“1908 年1月21 日”的行为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二是曾先生精心炮制用以圆“1908 年1月21 日”之谎言的“马后炮”的炮弹是一枚“臭弹”。这些内容将在本文第七期公布，在此先按下不表，敬请曾先生并广大看官期待。

即便按曾业英先生认作的唐璆此信写于“1908 年1月21 日”，那么，到唐璆表示要关心“外交问题”并向梁启超请教“以何书为好”之时，击椎生从1907年2月13日起在《云南》杂志第四、五、六、八、九、十一号上发表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的连载已接近尾声了（连载止于1908 年2月28日的第十二号）。显然，唐璆开始关心“外交问题”之时比击椎生开始在《云南》杂志上连载《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整整晚了一年的时间！ 这样一来，曾先生所谓“不能排除击椎生《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就是唐璆当时研究外交问题的成果之一”的说法，只有傻子才相信！

第三，曾先生在“曾又文”中认为，蔡锷如果是击椎生，他不可能在《云南》杂志第五号上看到唐璆《救云南以救中国》一文而不去联系唐璆，以致唐璆向梁启超打听蔡锷情况，所以蔡锷不是击椎生。而“击椎生与唐璆如果是同一个人，唐璆信中所说的这种情况也就不难解释了。”曾先生的这个“推测”又离谱了。

一是曾先生所谓蔡锷与唐璆关系密切，完全是其主观预设和一厢情愿。历史事实表明，蔡锷与唐璆的关系并不密切，唐璆1907年11月致梁启超的信中说蔡锷一年多都未与他通信一事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俩不仅以前关系就不密切，以后关系也不密切。其一，1912年下半年，唐璆就离开云南投奔了湖南的刘人熙了。关于唐璆离开云南的时间，曾先生在“曾文”中认为是在1913年10月蔡锷离滇之后，笔者曾以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明曾先生此说是“信口开河”。（详见本刊《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八：信口开河》），这回在“曾又文”中，曾先生对此事不再提起反驳，说明其已被曾先生“有则改之”了。唐璆1912年下半年离开云南到湖南另找出路，而此时蔡锷又正是云南军政一把手，并在全国很有影响，这就反证唐璆在云南并没有得到蔡锷的重用。其二，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举行反袁起义，蔡的好友石陶钧、蒋百里等人纷纷不约而同的赴滇支援蔡锷，其中未见唐璆的身影。其三，蔡锷逝世后，石陶钧、蒋百里、袁家普等大批蔡锷生前部下及友好纷纷撰写挽联、悼念文章、回忆文章等，却未见唐璆一字。所以，曾先生以蔡锷“在两个年头里仅仅只写过一封信”给唐璆之事来“说事”，显然是少见多怪了。

二是笔者早在2012年的《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一文中就说过：“1907年12月以后，蔡锷随张鸣岐巡边，一去近4个月，回桂林不久，又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统带，移驻南宁，次年2月又赴龙州任讲武堂代理总办，直到1910年7月才得以重返桂林接办干部学堂，不久又发生了“驱蔡风潮”，1911年春又匆匆赴云南任，这两三年的行止不定，恐怕是蔡锷最终中断为《云南》杂志续稿，以致《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尚未写完的根本原因。”这说明，1907年下半年之后，蔡锷生活动荡不定，这应是他少与外界联系的主要原因。

三是1907年3月，唐璆以“湖南唐璆”的名字发表了《救云南以救中国》一文，与击椎生《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的续一同时刊登在第5号的《云南》杂志上。（详见资料之三）此外，唐璆还在1908年创刊的《筹滇》杂志第1期上以本名一次就发表了《筹滇篇》《国事余论》《上桂抚书》等五篇文章。这就充分说明，当时身处日本的唐璆在《云南》杂志上以本名发表文章并无任何顾忌和障碍。同时也说明，当时兼任筹滇会交际部长、正在为组织筹滇会而四处奔波的唐璆还希望借多发表文章而出名，以便广泛联络和发展会员。如果唐璆真的就是击椎生，他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诗文，尤其是象《云南外交之失败与挽回》这样的重要文章，都以“湖南唐璆”的名字发表，岂不是对提升筹滇会的影响力、扩大该会交际部长唐璆的知名度更加有利吗？所以，既然唐璆以真名发表文章没有顾忌，再用击椎生的笔名发表文章显然是多此一举。

更为重要的是，笔者曾比较过击椎生的《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和唐璆的《救云南以救中国》这两篇文章，发现它们虽然都是共同关心的“救云南以救中国”的问题，但有三个方面明显的“大为不同”：一是对于列强侵略云南的认识和揭露的程度大为不同；二是对云南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大为不同；三是解决云南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大为不同。（详见本刊《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四：方法失当》）这也无可辩驳地证明，唐璆绝对不可能是击椎生。

综合以上三个理由，笔者认为，曾先生的这个旁证虽系“推测”，但依然不能成立。击椎生不可能是唐璆，而可能是蔡锷。（未完待续）

资料之一

资料之二

资料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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