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宋朝其实并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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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抵抗》这本书，基本将宋蒙战争的来龙去脉讲得非常清楚。

宋朝亡于蒙古，有一些因素，宋朝组织体系是官僚化的，军事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且不受重视，而蒙古完全就是一个军事集团，组织完全是军事化的，组织成员几乎全部都是军人，战争自然淘汰，能打仗就成为将军，宋军在组织方面根本无力对抗，战争毕竟考验的是双方的集体组织力量，业余的干不过专业的。

蒙古打宋朝打了45年，等于打了两代人的时间，这中间，双方的对阵成员也换了好几茬，好比两只球队反复打了好多场比赛，这考验双方的排兵布阵水平。很明显，宋朝这这方面逊色太多，文官化的宰相负责制和皇帝制度，损公肥私是基本原则，这与蒙古军简单实用的战争体系形成鲜明的对比。

作战双方在武器和兵力等方面差距并不是很大，因为蒙古军队也都有大量的汉军，而宋军也不乏归降的金朝军队。但宋朝对军人的管制非常多，军人地位也极其低下，这在战争时代是明摆着要倒霉的。宋朝最后灭亡了，留下了许多悲壮的诗句，这是文人的专长。

当然，宋朝也不是没有人才，其实宋朝人才比蒙古要多，但这些人往往不得重用，或者不得善终，因为权力最终掌握在善于内斗和谄媚的官僚手中。

在个别战役中，宋军打得蒙军落花流水，但下次再战，上次大胜仗的宋朝领军者可能就已经被罢官了。钓鱼城可以阻击蒙军很多年，但类似钓鱼城的很多易守难攻的要塞往往不战而降，仅仅是因为守军将领畏战，或者用人不当。

在宋军序列中，一些民兵性的民间自发军事组织往往非常有战斗力，这是因为他们较少受到官府的干涉。

以前人们总说宋朝在军事上很弱，其实这种弱完全是自我限制、自我边缘化的结果，真正在战争表现上，一旦遇到组织得力的军事将领，宋军照样可以打败蒙军，就如同汉武帝时代打匈奴一样。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宋蒙战争中，蒙军的名将如过江之鲫，而宋军方面就少得多，仅有的，也大多昙花一现而已。

宋朝最后几年，遇到的皇帝宋度宗恰好是个和晋惠帝一样的傻皇帝，智力极其低下，而贾似道又贪财好色，玩弄权术，进一步加重了国家危局。两个军事集团的最后决战，最高指挥者和统帅直接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在传统政治体制下，皇帝和丞相人选有极大的运气成分，宋朝遇到这样的坏运气，也正好给蒙古人带来千古难逢的好运气。许多精兵良将甚至民众，如刘整、吕文焕，最后被逼上梁山，从失望到绝望，投靠了蒙古，宋朝实际上只能走向灭亡，话句话说其实是自身自灭，是自杀。

农耕帝国总体是内向的，以官僚体系层层桎梏，专注于对内的掠夺和镇压，对军事力量非常害怕，唯恐武力坐大，喧宾夺主。宋朝的困境其实也是明朝的困境。

此外，官僚集团一般内部倾轧非常普遍，互相拆台，落井下石，见死不救。

蒙古军内部也有不同民族和派别，但由黄金家族直接领导，一般情况下各自作战，虽然也有内斗和宫廷阴谋，但一般都会很快选出一个优秀的领袖和组织方案，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到贵由、蒙哥、忽必烈，这种连续性保持了蒙古军在战争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值得一提的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就确定作为最高领袖的大汗要通过呼里勒台大会选举产生。虽然由诸王推举的大汗也都出自成吉思汗的子孙，但无不以军功能力和实力作为主要竞选指标。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民主和公平的现代性，比宋朝皇位完全基于血亲的传递制度要高明得多。再伟大的帝国，一旦权力继承出现问题，所遇非人，瞬间就能从辉煌走向灭亡，秦始皇的大秦帝国便是如此。元朝最后灭亡，也与呼里勒台大会被废除有一定关系。

一个文官化的政治官僚体系面对一个完全组织化的大型军事集团，如同一个满腹经纶的书生面对一个大狼狗，书生什么都能干，但在打仗这件事上，他并不比狼狗更擅长。最后的结果是狼狗咬死书生。

一个文官政府下面附带有一支军队，与一个军队中附带有一些文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战争中，后者更专业，也更高效，结果是更有战斗力。

军事是个系统工程，而官僚体系往往人走茶凉，没有连续性。

战争说到底，是考验双方在战争资源方面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雅典打不过斯巴达，这样的历史场景，可以找很多类似的案例，如明朝亡于满八旗，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的败亡……

作者 杜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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