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陵为何只挖定陵：万历皇帝300年后遭此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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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10 月4 日，一份题为《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送到了中央有关领导桌前。报告落款是中国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消息传出，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

他们立即找到报告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希望他收回提议:我国目前考古工作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文物的保存、复原方的技术也不过关，这样庞大的发掘和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但对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工作的吴晗来说，他决心已下，难以改变:全国解放已经多年了，有老一辈专家，又有新一代大学生，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双方争持不下，都把希望寄托在最后决策者身上。5天之后，周总理最后裁决的消息传来:同意发掘。当年12月初，在吴晗主持下成立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尹达、夏鼐、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张季纯等7 人组成的“长陵发掘委员会”。出于慎重，长陵的发掘并没有马上开始，而是作了相应的准备工作，所以向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请示，找一座规模稍小的陵寝“试掘”一下。

1956 年3 月30 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派干部3 人去陵区进行调查，他们实地勘查了献陵、庆陵、定陵，最后夏鼐、陈滋德提出“定陵封土围墙有现成缺口，可进行试掘，如不能顺利进行时再试掘献陵”。就这样，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把定陵作为试掘对象，于是把“长陵发掘委员会”改称为“发掘定陵委员会”。

为了发掘长陵，拿定陵练手，以积累发掘经验。定陵究竟惹了谁?万历皇帝300 年后遭掘遭难，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巧合吗(出现了现成的缺口)?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风水先生们认为，万历皇帝之所以不幸被发掘，是因为风水不好，早在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已经发现了不吉之兆，以后出大祸那是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 年)正月，当时，朱翊钧虽然只有21 岁，却已经当了11 年皇帝了，便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地的念头。当时钦天监为他择选了几处陵址，朱翊钧因风水不佳都没有看好。

其中有一处在石门沟，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但另有两处在风水师看来却都是上佳的风水宝地，一处是形龙山，风水师的评价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朝，形如出水莲花，案山似龙楼凤阁，明堂宏大，辅弼森严，堪称至尊至贵之地;另一处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风水宝地格局，山脉主势强大，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

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回去请求皇太后再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公元1584 年)，奉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陵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改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当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动土，至万历十八年建成。但在开挖地宫时却出现了不祥，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出现了意外，挖出了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出了这么大的风水漏子，把当初推荐陵址的大臣都快吓死了。

有个名叫梁子琦的大臣借机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辅臣申时行等人的“罪过”，梁子琦当初也推荐过陵址，但徐学谟、申时行认定大峪山才是真龙穴。梁子琦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赶紧择地重建。当时怠政、昏聩的朱翊钧似乎不信邪，一反常态，竟然作出了让大臣倍感意外的决定，他说:“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说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还遭受了处罚。但在6 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5 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选的，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果然在24 年后，李自成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后又让关外爱新觉罗氏夺走了江山，明亡清兴。而更巧合更神奇的是，在300 年后，定陵成了发掘对象，明朝享国最久的皇帝朱翊钧及其皇后连个永久安息的窝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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