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脱党之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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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脱党之谜（下）

蔡长雁

微信版第386期

三、共产国际对第三党策略的转变，第三党的相关活动被监视，叶挺“转党”被中止

莫斯科开始支持第三党的工作。随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日益叛变革命，汪精卫日趋反动，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曾设想通过改组国民党来挽救中国革命的努力，在国内难以达成，第三党的筹谋者们不得不转战千里之外的苏联。经鲍罗廷帮助，1927年8 月15 日，邓演达到莫斯科，苏联为他举行盛大欢迎仪式。9月7 日宋庆龄一行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批示向她和同行的陈友仁及其子女提供费用，命令苏共中央的叶努基泽周密地为他们安排活动。10 月22 日，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在高加索一起商讨成立一个组织作为临时性革命领导机关问题。11月1日发表了他们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两点，一是宋庆龄等“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不承认其作用；二是高举起“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立即着手筹备召集中国国民党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之日起，本会职权即行撤销。他们正式打出了国民党民主派的旗帜，以为在这个旗帜下，可以集合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团体，可以与共产国际合作，可以与共产党合作。

显然，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邓演达、宋庆龄等活动的，否则绝对不可能有《莫斯科宣言》的发表。但由于当时既无正式的办事机构，也无国外或国内下属的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且随着中共和共产国际策略的变化，组建第三党的活动很快便陷入困境。

莫斯科把第三党定性为孟什维克，由支持转变为反对，开始监视相关人员。中共自1927年9 月19 日决议“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后，就对国内国民党左派的活动采取了反对的态度，积极向斯大林共产国际报告第三党活动给中共带来的危害：称在国内一些地方，许多知识分子已经退出共产党，甚至有人要建立自己的新政党，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在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真正的共产党”，为首者还有前总书记陈独秀，心向“真正的共产党”还有许多地区的领导人，比如，于树德，前中共北方区委成员，李求实，1926 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鼓动部部长；杨匏安，广州的活动家，一度是国共间的经常的联系人。

谭平山的行动影响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也有一些学员收到关于第三党的材料，而且呈增多之势。斯大林担心形势发展下去不利于中共，自然也会不利于苏联，于是乎便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致电中共，不要急于组织起义，而要"加强党的组织"。1928年2月11日向忠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报告，说“中共正在分裂”，被开除出党的谭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如杨匏安、冯菊坡、郭瘦真、阮啸仙、张善铭、于树德、李求实等等在身边，周恩来也有些动摇，现倾向于谭平山，素有"铁军"将领之称的叶挺，在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这与谭平山的影响不无关系"。谭平山等人和他们正在筹划组织工农党，反对中共，反对共产国际，是机会主义倾向。

2月15日向忠发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这个尚处于酝酿阶段的的组织定为“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半孟什维克”性质，建议尽最大可能与谭平山进行斗争，要“从思想上揭露之”，以便“从组织上巩固”中共。具体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研究中共分裂问题并制定相关措施，撤销目前在柏林担任邓演达与谭平山之间的联系人廖焕星现职，另派人前去，因为他与邓演达等关系密切。3月7日苏兆征、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报告：第三党的组织者们拟将新党称为农工党，先在广州、上海开始活动，准备发表相应的声明，眼下正同身在德国的邓演达谈判吸收分子加入这个党的事宜。 5 月25 日，中共从国内向共产国际秘密报告，第三党组织者邓演达、宋庆龄、谭平山、陈友仁、唐生智、黄琪翔等已经决定用中华革命党为名组党，他们与国内的谭平山密切联系，甚至已经讨论正式的军事计划。

在一系列的情报面前，斯大林于2月23日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为第三党定性：谭平山组建的农工党，“实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事实上，这是孟什维克的，反对工农的政党，是蒋介石和其它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们的驯服工具”，比向忠发更进一步，把“半孟什维克”升级为“孟什维克”。2 月2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把这一段写入正式决议。再后，斯大林的观点载入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称“第三党”是“统治阶级的奸细”。既然第三党如此不堪，对第三党相关人员的监控就是必要的紧迫的。监控也是很有成效的，于是宋庆龄邓演达之间关于第三党问题的通信被截获。1928年2月17日和2月21日宋庆龄给时在德国的邓演达写了两封信，邓演达回了信，主要谈的是第三党，信中还说叶挺要来德国。可是邓演达的信被截获，立即被译成俄文交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这封信惊动了斯大林，3 月22日，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会议并就信中涉及到的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人一一做出具体安排。

关于叶挺，斯大林认为“鉴于有人谴责叶挺在领导广州暴动期间消极怠工，认为有必要调查这个问题，为此成立由莫林、沃龙佐夫、莫萨尔斯基和一名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调查结果向中国委员会下次会议报告。”等叶挺前来莫斯科后，“让叶挺在休养所休养一个半月，然后给他机会提高自己的军事业务水平。” 为不让叶挺与宋庆龄、邓演达（时在柏林，暂时还见不上面）很快相见，安排宋庆龄“到美国去一两个月，做报告，发表演说，宣传苏联和中国”（实际未去）。

3 月23 日，米夫为具体落实斯大林的指示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名义向加拉罕和伏罗希洛夫提出了四个方面九条建议。建议联共(布)中央，由"负责同志与宋庆龄谈一次话，摸清她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第三党决议的态度"；认为"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制定利用她及其同道的方针"。建议由宋庆龄“牵头提出在中国建立反帝大同盟 分部的计划，同时保证这个广泛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合法掩护”。如果对宋庆龄这样做"有效"，就把邓演达叫到莫斯科来，"让他与中共更加密切地合作，以期把他派上与宋庆龄一样的用场"。至于叶挺，则要让他离开柏林和宋庆龄，把他调到莫斯科来，参加广州起义一周年的纪念活动。

由于斯大林、共产国际对第三党的这种态度，宋庆龄决定离开苏联赴德国。宋庆龄写道：“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1928年5月初宋庆龄抵达柏林，租住于邓演达为她安排的城堡大街7号沃尔夫家。在那里同邓演达一起围绕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钻研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与叶挺、黄琪翔等继续致力于第三党的组建工作。

第三党的组织谋划者们转移到德国后，对他们活动的监视，立即跟踪而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莫斯科也继续采取措施，监视"涉嫌"人员。宋庆龄在德国时，有一位具有德俄共产党双重党籍的罗比列（Fride Rubinet）"受驻柏林苏联使馆之命"与之"往返"，此人在德共中央做宣传、教育及报告等工作。莫斯科方面通过他可以把宋庆龄的活动了解的一清二楚。根据向忠发的建议，中共和共产国际对联络员廖焕星（负责与邓演达、宋庆龄联系）也采取了行动。廖焕星本是中共驻柏林组的工作人员，也是联系人，因与监视对象关系密切，便遭清理，8月中共代表团让他离开柏林回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主义大学（即此前之孙大）中国问题研究室 管理并整理中国书报工作”。接着他在共产国际受到指控，被立案，"交联共中央审查委员会审查"，柏林中国组也被要求把关于这项问题的材料请罗比列写出证明信，说明他是否"清白"，以及他对待宋庆龄等人活动的态度。

直接参与组建第三党的叶挺，本来就有“没有土地革命决心”和在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的前科，受到跟踪理所当然，中共代表团（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此时由向忠发、苏兆征、李震瀛三人组成）令其柏林组（中共驻柏林组）注意叶挺的行踪并报告“叶同志在柏林担任何项工作，有何活动，是否参加中国组（即中共驻柏林组——引者注）经常会议等”，并指示“叶挺同志转党事暂待”。这个“转党”究竟何意还不是十分明白，字面上的意义应当是转党的组织关系，就这样，叶挺被排斥在党外！

四、叶挺回国后继续参加了第三党的活动，探求第三条道路

因国内形势需要，第三党的组织者们先后回国。先是黄琪翔回国。1929年5月6日宋庆龄动身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邓演达派遣黄琪翔以宋庆龄秘书的身份陪同，黄其翔回到国内。接着邓演达回国。当邓演达等人在国外积极筹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之时，在国内，谭平山出面将许多群龙无首、一时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召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随后，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革命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负责人，在他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组织发展一直比较困难，未能打开斗争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许多人纷纷要求邓演达回国主持工作，领导中华革命党走出困境；1930年前后，国内南北各派军阀势力矛盾日益激化，邓演达认为这是回国组织革命的绝好时机；为了争取宋庆龄、叶挺的支持，邓演达从伦敦飞回柏林，与宋庆龄、叶挺商谈回国进行革命斗争的“实际办法”；邓演达报着为革命必死的决心，不听叶挺的反复劝告，向宋庆龄、叶挺辞别，他对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8月间正式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通称的“第三党”，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任总干事，一年后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抓捕，随后被秘密枪杀。邓演达回国不久，宋庆龄又回国。宋庆龄参加完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后，于当年10月再回柏林，继续流亡，1931年，宋庆龄母亲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宋庆龄于1931年7月末离开柏林回国奔丧，正式结束海外流亡生涯。这样，第三党的主要组织者邓演达、黄琪翔、宋庆龄等先后回国，叶挺也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1932年秋，叶挺偕夫人李秀文和一岁多的二儿子叶正明，离开德国，回到澳门。 回国后仍然执着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继续从事“第三党”（指探索第三条道路的政党）的组织活动。

参加生产人民党。生产人民党是一个存在的时间很短活动范围很小影响力很弱的党派，也是主张走国共之外第三条革命道路的政党，它主要由两个方面的人士组成：一方面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李济深是北伐战争中第四军的军长，陈铭枢时任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任副师长，十师下辖二十八团，蔡廷锴任团长，三十团，戴戟任团长。北伐军平定武汉后，第四军扩编，第十师编为十一军，陈铭枢为军长，蒋光鼐为副军长，蔡廷锴任十师师长，蒋光鼐、蔡廷锴仍是陈铭枢部下，两人指挥十九路军后也一直保持着与陈铭枢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第三党的领导成员黄琪翔、章伯钧等，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后，黄琪翔成为第三党主要负责人，黄琪翔也是北伐军第四军中人，时任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与李济深渊源很深，福建事变爆发前，黄琪翔偕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的章伯钧、郭冠杰、麦朝枢（曾任四军政治部主任）、彭泽民等来到福州。早年参加谋划建立第三党的陈友仁、徐谦等也在福建，福建事变后，就是由这两方面的人组成了生产人民党。除了共同探求第三条道路的目标相同之外，叶挺与这两方面的头面人物还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本人就是四军中人，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的独立团就是隶属于第四军；他与第三党的主要策划者的亲密关系更不用说了，所以叶挺参加生产人民党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筹建福建人民政府的过程中，主要筹划者陈铭枢主张组织一个“生产人民党”作为人民政府的领导核心，凡参加福建事变的各种力量和个人一律脱离国民党参加生产人民党，这一主张得到广泛赞同。11月21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陈友仁、李章达、徐谦、戴戟等联名通电脱离国民党，24日，十九路军高级将领蔡廷锴等人，也通电脱离国民党，接着全体官兵也宣布脱离国民党。黄琪翔、章伯钧则召集在福州的第三党党员进行讨论，经反复磋商决定接受陈铭枢建议，解散第三党，为集体参加生产人民党作好准备。

于是，在1933年11月24日生产人民党正式成立，当时在福建地区，脱离国民党的分子、已解散的第三党人、神州国光社成员、少数共产党的脱离分子以及十九路军中级以上的军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此外，马来亚、日里(印度尼西亚的棉兰)、越南等地的华侨也来到福建，参加了生产人民党，发起人包括陈铭枢等27人， 据林植夫(此时为陈铭枢幕僚，生产人民党党员——引者注)保存下来的资料，当时生产人民党党员大约有200多人，叶挺就名列其中。据卢权等的《叶挺传》记载，12月间，由李章达、陈公培介绍，叶挺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叶挺是1933年11月上旬到福州的，住在蒋光鼐家帮助策划福建事变。蒋光鼐请他来福建本来是想请他公开参加筹备活动的，但许多人认为叶挺共产党的色彩太浓，表示反对。所以叶挺并没有多少公开的活动。生产人民党成立后，并没有开展大的活动，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后，生产人民党转移到香港，不久就自行解体，存在时间总共不到两月。叶挺返回澳门途中在香港停留，往访老朋友彭泽民 先生，彭泽民一直都是第三党的组织谋划者之一，此时彭泽民也是参加“福建事变”后刚回香港，一见面，叶挺就探询他们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同志的下一步打算，并建议军事行动要联合民众和学生。 生产人民党自行解散后，其成员又分别成立了两个组织，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并于1935年11月10日召开会议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放弃了“国民党”的招牌，脱离了国民党的“历史和系统”。但叶挺并没有参加这个“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传统上说的第三党，而是参加了另一个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他与第三党始终有缘无份。

参加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生产人民党自行解散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外的领导成员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同盟），1935年7月25日，同盟在香港成立，叶挺参加同盟并担任同盟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同盟成员主要由原福建事变各党派人士和原十九路军中上层军官、国民党左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推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王造时、朱蕴山、梅龚彬等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在《成立宣言》和《主张及纲领》中，同盟提出中华民族革命战争“必须从抗日反蒋开始”。同盟的政治主张则为“一、争取民族独立;二、树立人民政权”。同盟的目前行动纲领是“一、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革命；二、策动全国海陆空军武装全国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三、推翻南京汉奸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一切汉奸财产；五、联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压迫阶级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六、凡同情及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及严守中立的国家视之为友，其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抗日战争者视之为敌；七、铲除贪污土劣、废除苛捐杂税；八、争取人民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绝对自由”。参加同盟后，叶挺在夫人李秀文陪同下每月从澳门过海到香港二三次，参加同盟的活动。 还两度偕妻子到福建，在福州、厦门等会见与同盟保持关系的地方反蒋抗日分子，了解他们接应同盟重返福建建立反蒋抗日活动基地情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盟发表宣言，号召国内外盟员和全国同胞动员起来，各尽其力，拥护政府，抗战到底。蒋介石也发电报到香港，请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来南京，共赴国难。10月，李济深等发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同盟正式解散。叶挺也就此结束了与“第三党（这里说的第三党并非狭义的，而是广义的，即探索第三条道路的政党——引者注）”的复杂关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叶挺脱党并不像流传的那样简单，真相其实很复杂，它一方面与叶挺探索第三条道路有关，另一方面又中共和共产国际对叶挺的无端责难和排斥有关。而导致叶挺积极探索革命新路的原因则更加复杂，它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在农民运动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激进以及叶挺对这个激进政策的不同认识有关，也与中共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实行苏维埃运动、推进更加激进的土地政策以及叶挺对这个更加激进的政策认识有关，它们都是推动叶挺另外寻找第三条道路的诱因；此外，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思想对叶挺也有很大影响，宋庆龄、邓演达等组建第三党时坚持这个主张，多多少少引起了叶挺的共鸣，1935年7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时，政纲中与农村土地有关的一条是：“铲除贪污土劣、废除苛捐杂税”，而不是没收地主一切土地，本意也没有违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所以叶挺从欧洲回国后，参加了生产人民党及从生产人民党脱胎而来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抗战开始后，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叶挺也因国共协商组织新四军回到党的怀抱。个中滋味共恐怕外人殊难体会。

（本文参考了李玉贞先生的《宋庆龄与第三党》及《共产国际为什么批判宋庆龄——俄罗斯档案中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之九》两篇文章，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致谢）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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