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纵死囚只是一场政治骗局!

导读: 北宋的欧阳修在他《纵囚论》里道:“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意思是这不过是太宗和罪囚们事先约定的一场政治秀,太宗借此以成贤君之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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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夜不闭户的和谐局面外,李世民最为后世推崇的,还有两桩事,便是白居易在《新乐府》诗里所歌颂的“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民本精神。

“怨女三千出后宫”,事在武德九年(626年)。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载,是年八月初九日,太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十八日,太宗即颁诏:“宫女众多,幽閟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

这事儿言之凿凿,好像假不了,仔细一论,似乎又不尽然。要知道那时大内的主人还是退位为太上皇的高祖李渊,李世民还不是大内的真正主人,直到李世民登基三年之后的贞观三年(629年)四月,李渊才迁出大内,移居大安宫,李世民当月才开始在太极殿听政。所以,李世民所放者乃是他老子的宫人,并不是他自己的宫人,太宗的行为不过是慷他老子之慨,拿他老子的宫人来为自己收揽人心。

再说,放宫人出宫,亦非太宗首倡。汉文帝生前,就曾“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这是连孝惠帝的小老婆们都统令改嫁了。文帝死后,同样在遗诏中道:“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文帝的儿子景帝死后也有遗诏道:“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汉平帝死后也有遗诏道:“出媵妾,皆归家得嫁。”(事见《汉书》卷四《文帝纪》、卷五《景帝纪》、卷十二《平帝纪》。)就连太宗皇帝的老子李渊,同样也有过“出宫女五百人”的所谓德政。(事见《新唐书·高祖本纪》。)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632年)。《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李世民纵囚在历史上也并非都是颂声一片。北宋的欧阳修在他《纵囚论》里道:“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意思是这不过是太宗和罪囚们事先约定的一场政治秀,太宗借此以成贤君之名,罪囚们也得不死之惠。

清代大儒王夫之同欧阳修一样,也认为李世民纵死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语见《读通鉴论》卷二十《太宗》之十一。)意思是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

列位可别以为古时候的国境线都是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以任人自由出入。要知道,当年玄奘法师因未取得政府的通关文牒而偷渡出境,过五烽,涉大漠,九死一生,如果没有第一烽校尉王祥和一干关吏的帮助,恐怕早成一堆白骨了。(事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

再者,这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为在李世民前,早有人干过。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九“纵囚不始于唐太宗”条谓,纵死囚归家始于后汉的马援,自后汉、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纵囚的,共有二十余次。而只有李世民一人独得大名,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用心。

“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语见《朱子文集·卷一·答陈同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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