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六十五年，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 |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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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蒙

从1953年写《青春万岁》时算起，我文学写作已经65年，2019年1月，我的中篇小说《生死恋》与小小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两则）》都将发表。那就进入第66个写龄了。

不知道是什么命运，《青春万岁》是写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才全文出版的。而《这边风景》，是1973年开始写作，过了40年2013年才全文出版的。能耐受数十年的销磨，然后至今仍然出现在书店里、出现在青年的阅读中，这倒是少见的安慰。

王蒙作品 《青春万岁》

回想我出生三年后，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了北京，我的整个小学阶段是在占领军的刺刀阴影下度过的。1945年二战结束，我的爱国主义激情燃烧。从1946年我十一岁多就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1948年，我破例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我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担任过高高低低的各种领导职务，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挫折，但我坚信自己是彻骨的与坚持一贯的文学写作者，甚至担任文化部长的时候，也没有停过笔。与一些从事写作的朋友不同，我学生阶段同时极度喜爱数学和文学，喜欢逻辑推理论辩，喜欢语言文字抒情。而少年时代我立志做一个职业革命家。到了1952年，我被“五年计划”所吸引，甚至想去报考土木建筑专业，这些都没有实现。革命的凯歌行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废俱兴，在一代青少年中心灵中激起的波澜，我久久不能忘怀。我还感觉到，这样的青春激情、革命激情、历史激情，未必能长久保持下去，只有文学能延伸我们的体验，能记下生活、记下心绪，能对抗衰老与遗忘，能焕发诗意与美感，能留下痕迹与笑容，能实现幻想与期待，能见证生命与沧桑。能提升与扩容本来是极其渺小的自我。

“所有的故事都是好故事”，很奇怪，这句话不是小说家而是前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讲出来的。文学使一切都不会糟践：爱情是美丽的，失恋也可能更动人；一帆风顺是令人羡慕的好运，饱经坎坷的话，则意味着更多更深的内心悸动。获得是舒适的，而失落的话是更好的故事胚芽。甚至穷极无聊的最最乏味的煎熬经验也能成为非同寻常的题材，如果你是真正的文学人。

开始，写作如同编织。如我的诗：“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后来，生活遭遇如同传奇故事，荒唐的经历，其喜剧性超过了悲剧性。我始终鼓励着自己，如我的诗：“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王蒙作品 《活动变人形》

还有我在新疆的十六年经验，我手抄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乌兹别克语译文：“我们是世界的希望与果实，我们是智慧的眼睛的黑眸子，若是将宇宙看作一枚指环，我们就是镶在上面的宝石。”

我已经满八十四岁了，中国的说法是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我近年也写过不少谈“孔孟老庄”的经典的书，同时我一直兴高采烈地写着新的小说。只有在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每一粒细胞，都在跳跃，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

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文学是我给朋友留下的遗言。文学是人生的趣味和作料，辣与咸，酸与甜，稀与稠，鲜活与陈酿。文学，是比我的生命更长久的存在。

我也喜欢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对“你为什么写作”的回答：“因为别的事没有做成。”虽然有些小朋友对我的引用表达了遗憾。他们终究会明白，毕竟我丝毫无意贬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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