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为何同时“架空”孙中山和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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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当年最大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却有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功劳。借用孙文的话说，为缔造现代化的议会政党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逃”向革命之路

宋教仁字得尊，号遁初，别号渔父，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化名宋錬。1882年生于湖南省桃源县。

1899年，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在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影响下，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据漳江书院老同学朱玉回忆，“宋君独大言炎炎，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

1900年，唐才常、沈荩、林圭等人利用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社会动荡，在上海成立勤王救国的自立军。自立军依照江湖秘密会党的组织形式建立富有山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通过散发富有票接纳会党、扩充组织。

号称“桃源三杰”的宋教仁、胡瑛、覃振，先后被发展为富有山堂的骨干成员。自立军遭到镇压后，18岁的宋教仁躲回老家，遭到清军三次追踪缉捕。清军第三次来到上坊村时，把依山傍水的宋家住宅团团包围。

宋教仁翻山越岭逃到沅江支流的一个渡口，在当地渔民的救助下渡到对岸成功逃脱。他后来在上海《民立报》担任主笔期间，署名“渔父”，以表示对这位渔民的感恩与纪念。

1901年，19岁的宋教仁参加县级科举考试并考中秀才。1902年秋，宋赴湖北武昌投考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中学堂，于1903年春天正式入学。

1903年8月，从日本回国的湖南同乡黄兴来到武昌，与宋教仁等人结为密友。同年11月4日，宋教仁等人以赴黄兴三十寿宴为名，在长沙成立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该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发行股票，募集股本，声称是兴办矿业。

1904年9月，华兴会计划在阴历10月10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于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工作。10月初，宋教仁、游得胜、孙汉臣等人在常德笔架城召集会党聚会，宋教仁被推举为龙头，议定起义时扮作朝五雷山的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

在此期间，自任大将的黄兴变卖家产，在华兴会之外另设同仇会和黄汉会，委派中将刘揆一与化名郑浩然回国的陈天华等人，在牛马交易大会上，授予哥老会大首领马福益少将头衔，并赠送枪支弹药。此举直接导致起义计划的泄露。

与黄兴一样想通过变卖家产筹集起义款项的宋教仁，因家产不能及时出手，只好于11月2日雇船从常德出发到省城长沙筹措款项。他于3天后来到省城，却找不到黄兴等人的踪影，直到在大街上偶然遇到基督徒革命家曹亚伯，才得知会党首领游得胜、肖贵生已被捕牺牲，湖南巡抚陆元鼎依据两人口供，正在搜捕黄兴、宋教仁等人。

1904年11月7日，宋教仁在黄吉亭、曹亚伯资助下，从长沙乘坐运煤船前往武昌。煤船走了整整10天，于1904年11月16日抵达武昌。这一天恰好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同时也是华兴会原定的起义日期。当地驻军满街巡逻，城门严查出入。

武昌知府兼文普通中学堂提调梁鼎芬，已经宣布开除宋教仁、欧阳瑞骅的学籍。宋教仁从胡瑛那里得知，黄兴、刘揆一等人逃到上海之后，以启明译书局作为秘密据点继续开展活动。

11月21日，宋教仁到达上海。在此之前的19日，安徽人万福华在上海四马路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时失败被捕。

20日，章士钊以朋友身份私自探监，暴露了他与黄兴等人在余庆里的秘密住址，直接导致由江西派往上海购买枪械的新军统领、湖南同乡郭人漳，与黄兴、章士钊、张继等人一同被捕。

经湖南同乡、华兴会成员蔡锷向时任泰兴县令的龙璋紧急求救，化名李寿芝的黄兴，冒充随员与郭人漳一起获释。章士钊、张继等人也由龙璋出面陆续保释。黄兴等人出狱后立即逃往日本。12月5日，宋教仁也与湖南同乡杨毓麟、杨度同船前往日本，从此奔向更为广阔的革命之路。

革命也有复杂事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叙述中，孙文等同于同盟会、同盟会等同于孙文几成不容置疑的常识定论。而事实上，中国同盟会的第一组织者和第一推动力，是已经被公众淡忘的程家柽。

1913年1月，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介绍说，程家柽，字韵荪，又写作润生，安徽休宁人。1899年9月，由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选送为湖北省官费留学生，赴日本后考入帝国大学农科。

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不过200人，他们中间只有谈维新的而没有谈革命的。程家柽透过裁缝师、三合会会员郑可平辗转见到隐居横滨的孙文，听了孙文讲解“民族、民权、民生之理，及五权分立，暨以铁路建国之说”，程家柽当场表示要“树党全国，以传播之”。

孙文当时的愿望却是联系20名东京留学生，其中学习陆军的10人，专门利用广东广西的三合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创建军队；学习法政的10个人，主要在占据城池后处理地方上的行政事务，并且与外国人进行国际交涉。程家柽觉得这样做远远不够，主动帮助孙文与留学生进行联络，这样才有了1905年8月20日正式成立的中国同盟会。

关于同盟会的成立，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回忆说，程家柽在自己居住的北辰寓庐召集陈天华、黄克强、宋教仁、白逾桓、田桐、张继、但焘、吴旸谷与孙文聚会商议，孙文“所斤斤者，仍以二十人为事”。

为了让孙文振作起来充当革命党名义上的党魁，程家柽专门联络宋教仁等人，于8月13日在富士见楼组织了一场3000多人的欢迎大会。程家柽在会上“痛言革命之理，鼓掌之声，上震屋瓦，孙文大悦”。

与宋教仁的叙述相印证，张继在为《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一文题写的跋语中介绍说：“余常有言：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强实行革命者也，韵荪组织革命者也。向使学界而无韵荪，则中国同盟会必不能以成，北京而无韵荪，则吾同志死者必不可胜数。完全终始，一手维持，韵荪大矣，然而韵荪不言矣。”

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应邀来到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时，同盟会的第一次集会已经开始。他在当天日记中为同盟会的成立留下了最为原始也最为准确的文字记录：“到者七十余人。孙逸仙先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讫，黄庆午乃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云。乃皆签名于一纸，讫。孙逸仙复告此会宗旨，讫。复由各人自书誓书传授手号，卒乃举起草员，规定章程，举得黄庆午等八人，讫，乃闭会。”

同盟会在黄兴（庆午）的倡议之下，没有经过正式的选举程序就推举孙文（逸仙）为总理，是8月20日第二次会议上的事情。据宋教仁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与会人士仿照欧美各国三权分立的宪政原理，当场选举司法部职员8名，评议部议员20名；然后没有经过选举和评议程序，就由孙文当场任命执行部职员8名。

但是，随着包括程家柽在内的任事诸人先后离职，负责“司法”的司法部一年之后便无形取消；负责“立法”的评议部，也因为各议员先后回国，一年之后便形同虚设。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最终依然落实为总理孙文的一人专权，以及同盟会内部一次又一次的无序斗争。

1907年2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发生在孙文与黄兴之间的激烈冲突：“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过了一段时间，黄兴与孙文言归于好。宋教仁与孙文之间，却一直保持着微妙关系。

在同盟会内部，比宋教仁年长22岁的湖南同乡谭人凤，是年龄最大、阅历最深的，也是与宋教仁最为投缘的。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叙”中，谭人凤介绍说，1911年8月，彭寿松来信告知湖北情形。

9月中旬，湖北方面的同志来电催促同盟会中部总会前往主持。由于谭人凤生病，宋教仁在9月20日的会议上答应，将于10月11日前往湖北。9月25日，杨玉如、居正到上海通报情况，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文学社领导人胡瑛也派人来索要炸弹。宋教仁询问各方面情况，结果却是茫无所知，便决定滞留上海等待从香港赶来的黄兴。谭人凤判断湖北方面情况紧急，于10月3日召开会议催促宋教仁前往。

宋教仁答应中秋节也就是10月6日过后一定前往，等到中秋节，他又以于右任不在民立报馆自己无法脱身为借口不愿动身。谭人凤大为愤怒，带药出院后于10月8日再次开会，会后立即赶往南京，邀约相关同志准备响应。10月10日，谭人凤与居正一起乘船赶往武汉，船到九江时，“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评论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宋教仁）之迁延有以致之也。

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最后的冲刺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在英国及日本式的“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度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只剩下两种可供选择的共和路径，其一是已经基本上成熟完善的美国式总统共和制，或者说是总统及议会共和制，简称总统制；其二是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的法国式议会共和制，或者说是议会政党的内阁共和制，简称内阁制。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文，是同盟会内部主张总统制的代表人物，宋教仁是同盟会内部主张内阁制的代表人物。

在宋教仁的极力推动和组织下，来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代表，在北京安庆会馆召开国民党筹备大会，会议决定设立筹备事务所具体负责相关各党的合并办法，同时推举同盟会的宋教仁、统一共和党的张耀曾、国民公党的张南生，负责起草《国民党宣言》。宋教仁因此成了国民党的第一位组织者和缔造者。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公推张继为临时主席。9月3日，黄兴、宋教仁等人共同推举孙文为理事长，孙文又请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与孙文、黄兴缺乏现代议会政党的经营操作能力不同，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党经营得有声有色。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

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未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暗杀。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执行暗杀任务的，是与国民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关系密切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

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吴乃文、冯玉山等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杀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的宣传造势，直接导致了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

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中华革命党。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

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

黄兴在宋教仁遇刺后也曾作有挽联，从中可窥暗杀景象：“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是袁世凯。”

暗杀，就这样裹挟着民国踉跄前行。

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英而不雄”的宋教仁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反对孙文“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一个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来向孙文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文实施架空虚置。

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组织缔造国民党的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孙文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或者说是“太平宰辅”的政治理想。

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根源于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孙文在宋教仁遇刺之后所写的挽联中，意味深长地认定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谭人凤之所以在《石叟牌词》中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以及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有让黄兴充当新政权第一号人物、宋教仁充当第二号人物的革命目标。

由于孙文在黄兴准备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适时回国，从而为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带来新的变数和新的局面。

宋教仁想通过拥戴黄兴出任大元帅及大总统，而由他自己出任内阁总理的政治梦想，也随之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方面尤其是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对于他的排挤与仇恨，直至凶手武士英对于他的夺命刺杀。

随着宋教仁的过早去世，不仅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制度归于失败，谭人凤所设计的由湖南人主导全国政权的政治理想，也只能等到1949年由另一湖南人毛泽东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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