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与高敬亭被枪决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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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长雁

二、支撑叶挺决定枪毙高敬亭的观点的几条史料，实际上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

2、杀高后，叶挺、张云逸和邓子恢所谓见到中央电报表示叹息、后悔、承担责任的史实也是需要研究的。

一是毫无疑问，持此论者没有文献证据，前面提到的《叶挺传》和《邓子恢传》既然都言之凿凿地说中央有电报对高敬亭采取过渡办法，送他到延安学习。有这样的的电报吗？把电报公布出来就是了，何必闪烁其辞？如果有了这个电报，叶、张、邓不叹息也要叹息，不后悔也得后悔。二是关于他们仨后悔的记载，亦不知所本，叶、张两人没有相关的回忆录可查，邓子恢本人倒是有个回忆，但关于他自己所谓承担责任的事，是后人访问所得（1979年10月17日《访问李世焱 记录》），他本人并未有文字说明。我们且就他的回忆作些分析。他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回忆录）中说：“项英同志对于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则更不积极。固然当时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同志不服从命令，是一个阻力，但主要是项英同志对北进方针抱消极态度所致。我记得中央初次来电是希望三支队向江北发展，以后来电则具体指定要张云逸同志率两个团过江，但项英同志却一再拒不执行，最后才于1938年12月派张云逸同志率两个连到江北(以后又调回一个连)。经过张云逸等同志的不断工作，四支队七团才逐步开到淮南路以东活动，八团则进到津浦路以东。但主力九团和四支队司令部仍停留于舒城、无为之间。1939年4月底军分委才决定要我和罗炳辉、赖传珠诸同志随叶挺军长到江北，解决高敬亭问题，扫除了东进障碍，四支队才全部东进。部队得到发展，扩编为第四、五支队。” 这就是邓子恢回忆录中相关高案的部分，其他再没有相关内容了。

从邓子恢的这个回忆可以看出：一、新四军军长叶挺不见得就是“杀高”的决策者，“解决高敬亭问题”是军部决定的；二、军部说的“解决高敬亭问题”，并不一定就是指要“杀头”；三、他并不认为杀高是错误的：第一，邓子恢认为，在执行新四军向北发展方针问题上，高敬亭有责任，但项英的责任比高敬亭还要大，如果当时中央认为杀高有错，邓子恢事后回忆不会不表个态度，承担责任，但他在回忆文章中没有；第二，邓子恢的这个回忆是把项英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提出来的，如果“杀高”有错则又是项英的一大“罪状”，文章不会没有反映，文章却真正丝毫没有反映，奇怪吧？不奇怪！因为从“杀高”开始到那时（邓子恢撰写回忆时）仍然没有人对杀高提出质疑。所谓他对“杀高”承担责任的话，不过是有些人的猜测而已。第三，李世焱当时是四支队九团营政委，在后来江北指挥部开展的肃清高敬亭余毒时的行动中受到过冲击，他1979年受访时，高敬亭平反不久，访问者和受访者在高敬亭问题说些话也可理解。

在新四军中进行的肃清高敬亭余毒的行动说明“杀高”当时被认定是正确的。“解决高敬亭以后，江北指挥部对四支队进行整顿，将‘反高斗争’引导为‘肃清高敬亭余毒’。这些接连不断的斗争，再次震动了四支队全体官兵，使大家从这一事件中引出了教训，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作用。过分打击了一些人，引起部分干部的恐慌，有的被迫脱离了革命队伍。” 既然杀高是杀错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了敌我矛盾，江北指挥部的领导难道还不知道改弦更张悬崖勒马？还要一错再错，对并没有什么问题的高部进行清算？相反，更加合理的解释就是，当时从中央到新四军普遍认为杀高完全正确，中央绝对没有什么电报来让高敬亭去延安学习这回事，要有电报也是要求深入开展反高斗争。如果历史上真有中共中央反对杀高，要高敬亭到延安学习的电报，平反高敬亭就非常简单了，中共中央把这个电报一公布就清清楚楚了，完全没有必要怀疑是这个人捣的鬼，是那个人捣的鬼了。不仅当时对“杀高”做了肯定，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到平反前），对“杀高”都是肯定的，所以相关方面选择了集体沉默。

3、对1941年5月13日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有关讲话的理解有讲究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讲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我在一个会议上表扬他，项不赞成。” 陈毅这番话，是在当时批判项英的情况下，用表扬叶挺的口气讲的，这个讲话在史实上可以再商量，因为陈毅并非当事人，也不知道杀高内情，其所言也是传闻，只不过是他看到，杀高是经过叶挺之手而已。但它从本质上说明了一点，即杀高是正确的，所以在华中局批项英时，他要为叶挺评功，认为杀高的功绩不能放到项英名下，而应归到叶挺名下。陈毅这段话真正有意思的是后面一句，项英不赞成陈毅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项英知道内情，杀高并不是叶挺的主意，更不是叶挺的决定，但项英又不便明说，如此而已。

此出发，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李一氓的回忆：前面引用的《叶挺将军传》第633页附录中引用李一氓的回忆：“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显然，李一氓的这个回忆与陈毅的说法是矛盾的，项英是杀高决定的知情者，并不是像李一氓说的那样不知情。而李一氓是军部秘书长，帮助项英掌管电报的，中央所有电报他应当知道，他也应当是杀高决定的少数知情人之一，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对此事的态度，让人难以理解，或是真的忘记了，或是既想为项英遮挡又要为中央遮挡，更有甚者，是整理回忆录者的意思，因为该回忆录是在李一氓死后出版的，是否完全是李一氓的本意，已经难以百分之百肯定了。总之，让人不解。

4、官样文章，并不能说明杀高的内情

叶挺赴江北整顿第四支队，包括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在处理后很快通过第五战区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曾复电表示“慰问”。1939年9月24日，《抗敌报》江北版对此专门作了报道。原文是：“（本报讯）前叶军长来江北整理部队，将经过情形呈报委座（按：指蒋介石），兹已接委座复电，特摘录如下：电悉，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按：原第四支队代号）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尚望转张参谋长及其所属，共赴艰难，彼此化除成见，俾遵廖总司令指挥，完成任务，庶不负此行也。特达。” 此为官样文章，并不能说明“杀高”的内情，有人以此作为叶挺“杀高”的证据，实不应当。

三、叶挺无权决定“杀高”，枪毙高敬亭是中央军委的决定

1、高敬亭在新四军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导致他被杀的内因和根源。

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对革命是有重要功绩的。新四军史研究专家童志强对高敬亭问题素有研究，2012年他在安徽岳西会议上就高敬亭问题做了专门发言，说得很有道理。童志强将高敬亭的功绩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二是为中共保存了一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力量；三是发展和丰富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四是成功地达成了国共岳西谈判，集中鄂豫皖边红军下山抗日。

但高敬亭在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期间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是导致他被杀的内因和根源。错误之一：排斥上级派到第四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错误之二：公然违抗军令，抵制东进，这是导致高敬亭被杀的最严重错误；错误之三：是治军无方，亲疏有别，驭下不严，致使手下亲信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团政委曹玉福叛逃桂系，并登报公开反共，造成恶劣影响。

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旧址

2、按照管理权限，高敬亭是中央管的干部。叶挺虽为军长，但并非中共党员，无权“杀高”。

新四军中中高级干部的选择任命权一直控制在中共中央手中。1937年12月27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了新四军下属几个支队的领导人选问题，请示中央意见。电报说：“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支队等于旅。一支队张（张，应是陈，指陈毅。引者注）、二支队张鼎丞、三支队云逸为妥，周士第如不来，周子昆改任支队[长]。如何？望告。” 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项英，表示：“同意编四[个]支队，云逸、子昆任支队长。” 这一组来往电报充分说明，新四军下属各支队司令员的任命是由中央决定的，中央决定之后，再报国民政府走个程序。撤销高敬亭第四支队司令员的职务，也是中共中央最后决定的。

1939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新四军军部：“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四支队，担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 所以在杀不杀高敬亭的问题上，最后有决定权的还是中共中央，鉴于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中共中央对军队人事大权的绝对掌控，很难想象会允许下面不经批准擅自处死高敬亭这样的高级干部。除了中共中央，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办不到。叶挺虽为新四军的军长，但并非中共党员，无权“杀高”。当时在皖东有中原局领导下的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还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党的前委负责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等一批高级将领，对如何处理高敬亭这样的大事，他们必定要作深入的讨论，都知道党内的规矩，即使叶挺决定杀高，他们也会阻止，也会请示并等待批准的。并向各自的上级包括新四军军部汇报。项英也不可能不请示延安，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请示。

从当时在江北参加反高斗争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的报道中得知，到江北巡视前，项英、袁国平与叶挺讨论高敬亭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在最后第三天的斗争大会上，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言，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宣读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继撤销职务之后，再来个党籍、军籍双开，这就说明党中央和军部对高敬亭已不再采取教育和挽救的态度。朱克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就在当天傍晚会议正要宣告散会时，收到了蒋介石批准处死高敬亭的回电（这是对新四军请示“杀高”电的回复，不是对廖磊请示电的回复）。 这再一次证实，说叶挺早就从立煌带着蒋介石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公函回到青龙厂，乃是纯粹的讹言。该文就刊登在新四军政治部编的《抗敌》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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