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是纨绔天子?创建总参谋部 御驾亲征痛击

导读: 这种情况在应州之役期间就出现过——当时5万蒙古军自玉林入侵,明武宗在阳和城中闻讯后,立即做出相应军事部署,下令分驻大同镇辖区各要点及辽东镇、宣府镇、延绥镇的部分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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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爆发的应州之战,迄今仍笼罩着一层历史迷雾,有人说这是一场明朝抵御蒙古骑兵入侵的空前大捷,但也有观点认为这其实是一场文过饰非、被吹嘘成胜利的败仗。本文就围绕相关话题聊一聊。

实事求是地说,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的应州之役算不上什么“大捷”,但也绝非败仗,相对准确来讲是“双方打了个平手”。战前,大同镇明军对蒙古来犯已经做好比较充分的准备,“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机宜”,而且赶上明武宗御驾亲临前线,给了边军将士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

当然,与明武宗对阵的蒙古达延汗(别称“小王子”)也很厉害,其承袭游牧民族传统,战法机动灵活,投入主力前会对明军防区进行缜密侦察与“火力”试探,一旦发现对方严阵以待、无隙可乘就主动放弃,转而搜寻新漏洞再度展开攻击。

这种情况在应州之役期间就出现过——当时5万蒙古军自玉林入侵,明武宗在阳和城中闻讯后,立即做出相应军事部署,下令分驻大同镇辖区各要点及辽东镇、宣府镇、延绥镇的部分边军向大同镇城集结,此举一方面在于增强大同-宣化-京师一线防御力量,另一方面则故意卖个破绽——通过让大同镇北面诸多隘口“门户洞开”来诱敌深入以聚而歼之。

蒙古军并不清楚明武宗的计策,他们从玉林出发向东沿途寻找可乘之机,发现大同、阳和2城明军戒备森严,遂分兵多路由大同西北方向的防守薄弱地带入侵,钻进了明军布下的“口袋阵”,明武宗诱敌之策初见成效。

1517年9月27日(农历),万余蒙古骑兵从大同镇城西北约80里处的弥陀山闯进明军防区,并向南进发约150至160里抵达应州附近。从地图上看,蒙古军前锋已南下深入到大同镇城背后的腹心地带,明军对敌实施夹击、合围的时机基本成熟。

按照明武宗的作战设想,他将明军分成3个梯队——第1梯队是大同镇总兵官王勋等所率3支部队,担负 “阻击+诱敌”的任务。第2梯队是延绥镇副总兵朱銮等所率2支部队,担负抄敌后路、配合第1梯队前后夹击蒙古军的任务。第3梯队(预备队)则由明武宗亲自掌握,随时准备支援、策应前线。

几天后的十月初一,应州之役以一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拉开序幕。王勋一马当先,督率麾下官兵与蒙古铁骑展开激战并颇有杀伤。就这样,双方打了3天仗,明军虽居地利,但兵力不占优,机动性上也逊于对手,结果在第3天的战斗中,已形成合围之势的明军反倒被蒙古军分割成2部分,面临遭敌各个击破的危险境况。

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得到消息的明武宗从阳和城御驾亲征,带兵赶往战场救援。由于皇帝亲临火线,再加上得到后续兵力补充,明军士气大振,殊死奋战将当面之敌击退,3个梯队的明军得以合兵一处,就地扎营休整。

次日凌晨,蒙古军主动发起进攻,明武宗又亲自指挥部队与敌大战100多个回合,战况之激烈竟然连皇帝本人都一度遭遇险情。就这样从早上7点左右一直打到傍晚19时许,双方鏖战了整整12个小时。最后,蒙古军见讨不到便宜,撤兵向西且战且退。明武宗则亲率各部紧追不舍,从应州一口气撵到100多里外的朔州地界后才因天气突变、将士疲惫而停止追击。

上述战况大多记载于嘉靖年间编纂的《明武宗实录》中,而梳理史料粗略统计,应州之役从两军交锋到明武宗收兵,先后持续5至6天,双方投入总兵力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战斗至少有7次,但据《明武宗实录》描述,明军仅斩获敌首级16颗,自身则阵亡52人、重伤563人,估计轻伤人数要上千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据时任兵部尚书王琼上呈的《晋溪本兵敷奏》记载,就在应州之役前一年,明军还在边境地区重挫来犯蒙古军锐气,大量杀伤敌人,以至于前者撤退时嚎啕大哭,每路过一处明军沿边堡寨就扬言要回来报仇,可见明武宗时期边军战斗力并不差。

再如,正德九年约5000明军阻击进犯的蒙古兀良哈三卫,尚能取得杀敌52人、缴获军马161匹并令对手“破胆”退避百里的战绩,怎么到了规模更大、明军士气更旺盛的应州之役期间,反倒战果变得如此“难看”呢?

显然,应州之役的明军真实战果统计被当时的明廷(嘉靖朝)有意压缩,以此“凸显”明武宗赢得的不过是一场名不副实,甚至有粉饰败仗之嫌的“虚假大捷”。

据《明经世文编》记载,明武宗驾崩后,一直看不惯前者做派的文官集团马上采取行动,不仅对其宠幸的亲信太监、边将等豹房势力展开大清洗,还以修《武宗实录》、剥夺有功人员奖赏等方式,重新“评价”应州之役,甚至连立下血汗战功的大同镇总兵官王勋也受到波及,被降级处理。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氛围下,应州之役遭“黑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明武宗驾崩后嘉靖皇帝颁布的即位诏书,一直到《明武宗实录》编纂完成,这场战斗被逐渐扣上了“粉饰败仗”“冒滥军功”“(明武宗)游幸昏狂”等好几口黑锅,恶劣影响延续至今。

提及豹房,这里也不妨多说几句。由于明代官方史料将明武宗花费数十万两白银营建豹房的举动,“浓墨重彩”地描绘渲染成前者骄奢无度、荒淫堕落、违背祖制的“罪恶策源地”,导致这一宫廷新建设施的实际用途、积极方面都被抹杀乃至“污名化”。

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史专家盖杰民(JamesGeiss)研究表明,为避开旧有僵化的行政体系束缚,实现恢复明朝军力、重振尚武风气的目标,明武宗特意建造并搬入豹房居住、办公,将之作为帝国新的最高权力中枢。

尽管豹房确实被用于明武宗的个人享乐(这对古代帝王来讲也很正常),但不可否认的是,豹房同时还成为了明武宗新设立的“总参谋部”,后者可以在此借助手下一套由亲信太监、心腹武官组成的班子,高效灵活地掌控北方边军的训练、调动和作战指挥大权。

对于整个体系已趋于颓废的明朝军队来讲,明武宗的种种努力(边军京军互调、在皇城内亲自操练士兵、提高武人地位)并没有什么错。那么,又该如何客观看待应州之役的得与失,并还原其历史本色呢?

首先从史料来看,明军斩获不多在明朝中后期属于正常现象。究其原因,除了明军战力下降外,恐怕更多还是因为这些行动遇上的蒙古军规模都较小(当时蒙古各部也在不断分化中),即便想扩大战果也难以如愿。

例如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春,隶属于山西镇的偏头关明军向朝廷奏报称,他们在正月初出塞与来犯蒙古军作战,双方在多个地点交锋11次,最终明军获胜,取得了杀敌6人、缴获80匹马和一批武器、成功救回被掠走边民11人及牛马牲畜的战果。

这份捷报虽未提及明军伤亡情况,但肯定不会对己方战果刻意缩小、隐瞒。从中能看出,尽管明军积极主动且士气较高,官兵“奋勇冲入贼阵”,并采取了正面进攻、设伏、突袭、追击等战术,但打了半天也只歼敌6人,同时却缴获了80匹马,可见明军剿杀的是赶着畜群、顺带劫掠的小股蒙古军(当时蒙古各部兵民合一)。

又如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7月,宁夏镇明军出动6000兵马分3路突袭、扫荡贺兰山,先后与敌交锋6次,杀敌42人,缴获驼马141匹、牛羊数千头。据《明孝宗实录》记载,被消灭的敌军中只有1人身披甲胄,应该是一名中级军官或小部落首领。

可见,在明军战斗力相对稳定且兵力装备占优的情况下,造成其战绩“不佳”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手人数太少,再怎么打也没法出彩。而应州之役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况——双方直接参战兵力超过2万,明军一方还有皇帝御驾出征。

综上判断,应州之役中蒙古军的实际损失(伤亡及被俘)应不少于500人,占其参战兵力5%左右,虽然谈不上遭重创,但也足以大大震慑、动摇前者军心士气。众所周知,蒙古各部自“土木之变”以来颇为轻视明朝,但应州之役后却连续数年不敢再发动大规模入侵,这就很能说明些问题。

当然,达延汗于应州之役后不久去世引发蒙古各部势力重新整合,也是蒙古暂时减少南下袭扰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认,明武宗的御驾亲征,让前者看到了明天子的尚武与血性,进而使其产生畏惧心理,仅此一点就足以肯定应州之役的积极意义。

另外,就连《明武宗实录》都承认,应州之役是一场“(明武宗)率少击多”的大战。按照战后明武宗的意思,从随侍太监、总兵、副将、参将、侍郎、御史等文武官员到普通士兵,有多达56449人可获奖赏。但兵部觉得里面水分太大,经审查后决定给其中9555人予以升赏。

如果兵部数据更靠谱的话,那么应州之役中明军直接参战官兵当在9500人上下,的确少于蒙古军。换言之,明军在兵力、机动性均逊于对手的情况下,却能取得歼敌约500人(虽然明军损失更大一些)并迫使其此后多年不敢大举南下的战果,这就很了不起。难怪《剑桥中国明代史》高度评价应州之战,认为此役“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大军(的成功战例),且皇帝(指明武宗)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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