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否当中的“如兰”上快本,经历第一次唱跳表演,格外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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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有一个来自科学界的新闻刷屏了。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的陈小平研究员(下文均称陈小平),在中科院SELF论坛一场公开演讲里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利用疟原虫成功治疗晚期癌症患者。脑洞这么大的研究思路,又是如此重要的临床进展,网友们的评论也是花式赞美和支持。
这个现象本身其实并不奇怪。一种高毒性病原体的入侵理所当然的会激活动物身体的免疫系统;而免疫系统也确确实实能够杀伤癌细胞。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最近几年火热的"癌症免疫"的思路嘛。
熟悉新闻的人应该还记得,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就发给了开启"癌症免疫疗法"的两位科学家。他们的贡献,就是帮助人类找到了一条对抗癌症的革命性道路:通过重启免疫系统的功能,杀伤人体癌细胞,治疗癌症。
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研究指引下,好几种癌症免疫药物(特别是著名的O药Opdivo和K药Keytruda)已经上市,并且在好多不同的癌症类型当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种癌症免疫药物,和疟原虫抗癌,有关系么?
不是没有可能。
癌症免疫疗法这个思路,最早的发轫,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
19世纪末,美国医生威廉·科利(William Coley)偶然发现某些癌症患者在出现细菌感染、严重高烧之后,癌症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这个现象也把科利医生彻底带上了一条全新的治疗道路。他自己制备了很多治病细菌的培养液(所谓"科利毒素"),给不同的癌症患者接种,试图重现高烧杀死癌症的奇迹。据说,他可能在数百位患者身上做过类似的尝试,还颇有一些患者的肿瘤出现了缓解甚至治愈。
只是由于这种操作可控性非常差(每个患者需要注射的剂量次数都不一样),安全性也很差(持续高烧对于很多癌症患者是致命的),科利医生又始终无法解释他的治疗效果是因何而来,所以慢慢就被新兴的放射性治疗和化疗药物给取代了。直到最近二十年,人类才彻底搞清楚这背后的机理,并且开发出了全新的革命性药物——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癌症免疫药物。
说到这,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科利医生在100多年前的尝试,和陈小平如今的尝试,其实从现象上看,是非常相似的。
他们都是用病原体感染人体(细菌 vs 寄生虫),引发人体系统性的免疫反应(持续的高烧就是证明),然后期待这种系统性的免疫反应能够帮助杀死癌细胞。
那这么说,陈小平的研究,机制上靠谱?
先等等。
我们先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在人类已经发明了更加可靠、安全和有效的癌症免疫药物,能够更加特异的激活针对癌细胞的免疫机能,在不引发过度强烈的人体炎症反应的前提下有效杀伤癌细胞的时候,如果让你选择,你还会主动放弃O药和K药,专门去给自己打一针剧毒细菌,用其实历史更悠久、但是疗效和副作用都难以控制的科利毒素来治病么?
你会么?
我猜你不会。
那如果,把科利毒素换成不光副作用难以控制,而且直到现在都还缺乏有价值的临床疗效信息("五个有效两个治好"的神话,我已经讨论过真实性了)的疟原虫,你的选择是什么?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陈小平关于疟原虫抗癌的小鼠模型研究,确有可能真实有效(尽管他们2011年的论文也有不少硬伤,我们下文提)。和科利毒素类似,疟原虫确实有可能恰好通过激发了某些患者体内的某种特殊的免疫反应,起到了治病的效果。
如果搞清楚这背后的机理加以利用,走出一条全新的对抗癌症的道路也不是不可能。
而不是:
急吼吼地把这种生物学机制仍然几乎是空白的研究推向临床;
急吼吼地在临床都还没有得到什么有意义的信息的时候,就对着全国人民喊话"已经有五个病人有效,两个病人好像治好了";
急吼吼地在这个阶段借机放出临床试验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让没有太多医学知识储备的老百姓盲目的去加入其中!
这样不对,那应该怎么做?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看看真正的癌症免疫疗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吧。
看O药的发明历史,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为了简化讨论,我省略了一些比较曲折地历史变迁,请业内专家见谅):
十九世纪末,科利医生发现细菌感染引起的高烧有时候能够治疗癌症,但并不理解原因;
在二十世纪,伴随着免疫学的研究,人类逐渐开始猜测,科利毒素的作用可能是激活人体免疫反应杀伤癌细胞;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人本庶佑发现小鼠如果缺乏一个名为PD-1的蛋白质,很容易患上自身免疫疾病。因此提示PD-1蛋白质抑制了免疫系统的功能;
世纪之交,华人科学家陈列平发现一个名为PD-L1的蛋白质也有类似功能,而且PD-L1在肿瘤组织高度富集,因此提示了一个可能性,就是癌症细胞可能是通过PD-L1抑制了免疫系统的杀伤从而存活的;
世纪之交,本庶佑和合作者发现PD-1和PD-L1相互结合恰为一对。因此理论上说,如果能够用一种药物抑制PD-1或者PD-L1,都能起到重新唤醒免疫系统、杀伤癌细胞的作用;
又历经超过10年的开发之后,2014年,一种针对PD-1的单克隆抗体药物Nivolumab上市,这就是鼎鼎大名的O药。
不知道你看到区别没有?
在研究开始的时候,研究者们面对的其实都是一个简单的、难以完全理解的现象——病原体引发的高烧可能能杀伤肿瘤。
但是从科利毒素到PD-1和PD-L1的发现,再到Nivolumab的开发和临床试验,人类用了一个多世纪时间,把一种复杂难解的、充满不可控因素的原始毒素,变成了如今可以大规模生产和广泛应用的革命性药物。
陈小平做的疟原虫抗癌的研究,从发表的数据来看,确实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疟原虫感染可能激活了人体的天然或者获得性免疫系统,从而对癌细胞产生了一定的杀伤效果。但是这种可能性仍然需要非常审慎的处理。比如说,他们2011年的研究并没有比较疟原虫感染的抗癌效果是不是就比简单的发一场高烧更好(如果不是,那为什么要用会带来严重副作用的疟原虫);没有比较各种毒性不同的疟原虫是不是同样有效(如果确实是,那就没有比较选用对人体伤害较大的类型);没有研究更多的肺癌动物模型、更没有测试其他的癌症模型(如果没有,怎么可以随便在人身上测试其他种类的癌症)…… 在这些机制问题得到严肃探究之前,轻率地开展人体实验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而且,退一万步说,即便这种可能性得到了严格证明,在科利毒素诞生100多年后的今天,在人类对抗癌症的技术、人类理解生命现象的能力已经鸟枪换炮的背景下,更应该做的,是就像上面讲述的O药发明历程一样,去深入去挖掘这背后的机理,搞清楚疟原虫究竟激活了人体的什么免疫细胞、如何激活、哪部分激活是有意义的而哪部分激活是非特异性的而需要避免的、最终引导我们开发出有效、安全的新药。
说的更直白点,就是一种模拟甚至加强疟原虫抗癌效果、同时规避疟原虫强烈副作用的药物。
而不是去简单粗暴的模仿100多年前的科利医生,直接把毒素往人体注射。
屠呦呦先生找出了青蒿素,那么今天的疟疾患者就不需要再去用成捆的青蒿泡水了——那个又麻烦又没有多少有效成分,可能还有植物毒素中毒的可能。
疟原虫的研究,难道不是应该也见贤思齐么?
最后的话
这些讨论文章在微博发出后,收获的主要是批评和谩骂,这个自不多说,我尽我的责任而已。在这里我吸收了几位业内专家的意见加以修改再次发出。如果还有纰漏和错误,请大家帮我指出。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谁,批判谁。
我的目的很简单,希望对"疟疾抗癌"欢欣鼓舞甚至跃跃欲试的人们,再多看看,多想想。希望疟疾抗癌的研究,如果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也可以有机会做的更好更确凿,而不是拔苗助长,杀鸡取卵。
而且,即便被骂得体无完肤,几条该说的警告,还是得说出来才好。
坚决反对将一项非常早期的、远未接近成功的研究加以包装,轻率的推向公众。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会极大地误导不具备太多医学知识的老百姓,给他们虚假的希望,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作为当事人,陈小平在公众演讲中贸然宣称"五个有效两个可能治好",通过大众媒体招募临床试验受试者,这是夸大宣传和误导最根本的推动力!我甚至查询得知,早在十几年前陈小平本人还在媒体宣扬过"疟疾抗艾滋病"的故事(参见2001年健康报的报道"疟疾疗法抗艾滋"。当然没有下文)。请问作为一个科学家,这种做法合适么?
媒体在报道专业性比较强的新闻的时候,请做好事实核查!特别是中科院SELF论坛和中科院官微。作为具有巨大公信力的研究机构代言人,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为一项如此早期的,缺乏可信数据的研究背书站台,甚至是帮助招募临床试验受试者。同时,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主流媒体的报道,采访了持反对意见的专业人士。
就生物学研究本身而言,陈小平团队当然有权利和自由,就疟原虫抗癌的可能机制进行持续研究,找出他们背后可能的机理,助力药物开发。但是根据上面的讨论,很明显,陈小平的研究团队,需要有更专业的研究人员参与。从他演讲中提到的信息来看,他们在流行病学、癌症生物学、免疫学、临床试验设计、药物开发等等方面的能力是有很大欠缺的。
最后,祝终有一天,天下无癌。
作者:王立铭,浙江大学教授,神经生物学家,科学作家,代表作《上帝的手术刀》《生命是什么》等。(微博账号:王王王立铭)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赛先生(ID:mrscience100)
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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