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了冰箱》何炅曝颁奖晚会潜规则:典礼后台最忌讳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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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
倏忽之间,邓乔彬先生逝世已经一年了。
这一年,太阳依旧东升西落,世界依旧纷纭繁华,我也依旧奔走忙碌。但在不经意之间,脑海中也总能浮现乔彬先生的影子,修长的身躯,微笑的脸孔,以及有点沙哑的声音,在轻挥折扇的潇洒中,也依然可见其谈吐的芳华。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身后占据别人的记忆的,但乔彬先生确确实实占据了我不少的脑盘。
我好像得承认,在邓门弟子之外,我大概是受到邓师偏爱的晚辈之一了。证据当然是有一些的:譬如他的博士生答辩、博士后出站,我都是常客,经常去主持;譬如他在词学会上主持我的大会报告,会特别郑重地先对我近期的研究成果如数家珍地夸说一遍,这是不同寻常的主持,我也因此有特别的知遇之感;譬如他的博士生夏令伟来我门下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而我的博士生刘兴晖、程刚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同样是乔彬先生。譬如我们著作的互赠也是常例,他赠我《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希望我能将阅读体会变成一篇书评,我相信他能这样直接提出要求的人应该不多。2013年,邓师七十初度,十二卷本《邓乔彬学术文集》出版,他慨然赠我一套,大概半年之后,他电话我说,他邀约部分学者对其著作进行分类评述,相关书评希望我能代为联系杂志发表,我受命联系了《学术研究》,后来这一组四篇总题为《在融贯中深化的人文研究》发表在《学术研究》2014年第7期。而他在被初诊为罹患肿瘤之后,因为自己半信半疑,希望能到中大肿瘤医院确诊,也是电话我,嘱我代为联系医院及相关医生,我当然一一为其落实。这样的电话,我本能地觉得也是不会随便拨出的。
因以上种种,邓师在岭南的十五年,我自然是受教较多的人之一了。
2016年,邓师被确诊为患有肿瘤之后,他曾有顽强的康复之念。当年暑期我去复旦开会,华东师大的朱惠国教授招饮,乔彬先生亦在座,饭毕与他一起走出酒店,他边走边对我说:“我现在身体感觉很好,再过一个月我如果还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认为是误诊了。”他当时说话的自信我记忆犹新,但其实此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就开始发作了,他这才不得不接受了患病的事实。
2017年10月15日,我听说邓师因癌细胞转入脑部而昏迷,当即致电华东师范大学彭国忠教授,情况果然危殆。2017年10月28日,我在上海参加复旦大学与中华诗词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华诗词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我在完成大会发言和主持任务之后,邓师弟子华东师范大学彭国忠教授来会场,我们遂一同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探望病中之邓师,听医生说,邓先生的肿瘤转移已至脑部,曾昏迷、失语、不识人,近来才稍稍转好。当天为重阳节,也恰逢邓师农历生日,聚在病房的邓门弟子有十多人,因我是唯一的“外人”,邓门弟子遂请我主持生日会,大家为邓师唱生日祝福歌,弟子们一一向邓师表达生日祝福之意。这是邓师在世间的最后一场生日会,我能参加并主持,现在回想,深感荣幸。
关于邓师这最后一场生日会以及我与他的最后一面,我在2018年9月11日为门弟子夏令伟《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作序时,曾有一节情动于中而不能已的文字,当日之情已难再述,因此直接录文如下:
令伟的博士导师是邓乔彬先生,不用说,这篇序最合适的作者也应该是邓先生。但此时此刻,邓先生已入幽明境中半年多了。此情此景,每思及此,辄生悲凉之心。邓先生从沪上来到岭南比我晚了数年,或许是因为同研词学之故,邓先生慨然许我以忘年,我们除了在广州的博士论文答辩、学术会议频繁相聚之外,私下的宴聚也不算少。听邓先生说词学发展,讲学界典故,臧否各色人物,都曾是我饶有兴趣的事。但这样的时刻最终停在了2018年1月30日,邓先生因病于上海溘然去世。2017年10月28日,也就是在邓先生去世前三个月,我曾借在复旦大学参加“第二届中华诗词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之机,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看望过他。据说当日正值邓先生农历生日,来病房探望之人穿梭不息,因佩戴呼吸机,体质极为衰弱,邓先生面对人来人往,始终未发一语,甚至未有任何表情。而在我去到他病床前,握手问安时,邓先生居然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这让围在病床边的他的学生们很是惊讶和惊喜。其实我还感受到邓先生握手时的一点微弱力度的。邓先生这艰难的一笑和勉力的一握,自此便永久地镌刻在我的心里了。
记忆是珍贵的,感受虽然有温度,但其实是悲凉的。2018年1月30日上午8:47,乔彬先生在上海溘然去世,享年75岁。我第一时间获悉后,当时身在会场,我紧闭双目,悲痛难忍。第二天上午,我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名义为邓乔彬先生敬拟挽联:
静默其人,厚道其心,清风垂百世;精研词学,妙发画论,学术传九州。
2018年2月1日,我又以个人名义拟挽联:
擅世才名,绘画诗词涵三界,允是豪杰雅士;高华峻德,硕儒君子誉千秋,堪称旷世清英。
挽联殊难涵括一生,只是叙说大概,略尽感怀感恩之意而已。2月3日邓乔彬先生告别会,我因学期末行政事务繁杂,无法抽身去沪,为邓师送上最后一程,心里是不安的。我想起米芾在《苏东坡挽诗五首》其三中说的“我不衔恩畏清议,束刍难致泪潸然”,真是心有戚戚。当然,我与邓师之间并没有什么“畏清议”,只是我既不能“衔恩”以报,又不能灵前拜祭,增我愧疚而已。每念及邓师勤勉一生,著作等身,竟如此匆匆谢下人生大幕,不免令人唏嘘。
乔彬先生的朴实是他给人最明显的外在印象,平时话语不多,甚至给人以木讷之感。21世纪初,我在武汉大学参加“刘永济先生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初识先生,虽然同会,但接语寥寥,会后同去神农架旅游,偶尔走在一起,他也只是关切地问我现在在做什么研究之类,语言虽温却少。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邓师其实是个很有趣味的人,我曾多次听他表演各地方言,切换自如,绘声绘色,趣味横生,常令一座开怀。
熟悉邓师的人,其实更能感受到他棱角分明的威严。我曾不止一次听说他对学界不良现象的批评,往往声色俱厉,令人生畏。他对于有些年轻而却大把耗费光阴的学者深致不满,有时甚至直接点出名字。他有时评说某篇毫无发明的文章,甚至到了生气的地步,认为如此“著书都为稻粱谋”,看不到对学术一丝半点的虔诚与敬畏之心,恐怕连稻粱也为之蒙羞。他对于评奖的不公更是有话要说。如此坚守底线,坦诚直言,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底气。我觉得邓师就是兼具勇气与底气的学者。
邓师一生治学严谨,在词学、画学、文化诗学等多方面贡献卓著,是当代通人学者的典范。虽然邓师曾说:“我研究诗学与画学,下了很多功夫,也自认有一得之见,但似乎不为诗学界、画学界所认同,最认同我的还是词学界。”他先后主撰《中国词学批评史》,独撰《唐宋词艺术发展史》《词学廿论》《唐宋词美学》《宋词与人生》《爱国词人辛弃疾》等,因此而与施议对、杨海明、刘扬忠四人被公认为“词坛四杰”,所以他对词学界的温暖与归属之感,应该是真切的。但其实在文化诗学、画学思想等领域的成就,我觉得假以时日,也同样会在相关的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邓师的学术底蕴与学术眼力是完全值得信任的。
2010年,邓师的《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初版后,曾希望我写一篇书评,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希望你写出一篇有分量的书评,不是要你从多种角度来夸这书如何如何,而是希望用你对唐宋词艺术发展的看法来评价我的研究有怎样的特点和不足,我尤其想看的是你眼中我的不足。”邓师如此寄望殷殷,但我却终究因杂事因循而未能写出,至今想来,愧怍不已。所以当后来邓师推出12卷本《邓乔彬学术文集》,希望听取我对其中《吴梅研究》《学者闻一多》的意见时,我立马就开始研读二书,不到两周时间,我就撰成《学者研究的“畅神”境界》。我在文章中说:“一个优秀的学者,如果在学有专精之外,贯通多方,则其左右采择也必广,交响旁通也必畅,自然能得学术畅神之境界。我认为邓先生的学术无愧"畅神"二字。”因这一份相当独特的学思,所以当他面对才思奇发、逸兴湍飞的吴梅与闻一多,才能将其特殊的才情和识力激发出来。这种自然、随性却精准有度的学术,当然是诠释“畅神”二字的最好范例。他的学者研究是如此,他的词学研究也别有法门,他以文献学为基石,辅以文艺学的眼光和文化学的方法,故其词学研究才能别出蹊径,新创独多。
我因研究古典文学而长怀古典之心。面对如乔彬先生这样浑身浸染着“古风”的人,我也常有恍在魏晋、如晤古人的感觉。谁说“古人不可见”呢?贾岛在《哭孟郊》诗中说孟郊“身死声名在,多应万古传”,而今我相信邓师为人为学之风采,也一定会是声名长传的。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者:彭玉平
宋词 文化 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