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遗忘的戏剧家朱双云 中国早期话剧运动先驱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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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双云先生(1889-1942)
作者:骥骜 研究民国戏剧,探索民国未知戏剧世界
在中国话剧史上,朱双云的声誉远不及田汉、欧阳予倩等人,他是一位早已被世人遗忘了的人物。
1889年,朱双云出生于上海,他曾就读于南洋中学、民立中学,他不似欧阳、田汉等人有出国留洋的经历,对于外语的学习亦毫无兴趣,他唯一感兴趣的便是戏剧,甚至将父亲给他补习外语的费用偷偷地拿去看戏。
朱双云对戏剧情有独钟。在民立中学就读期间,他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学生演的新剧,便为之深深地所吸引。朱双云是一位极赋组织能力的人,这一点在他学生便初出端倪。与他人所不同的人,朱对于戏剧的爱好,不仅仅停留在欣赏或玩票的层面,而是组建了自己的剧社,一试身手。1906年,年仅17岁的朱双云便邀集了同学汪优游、王幻身、周启明、张汝范等人,组成了“开明演剧会”,在离家不远的小东门内仁和里的道前小学,进行了为期3天的演出。关于这次演出,朱双云的好友汪仲贤多年之后仍对早年的那次演出,记忆犹新。他在《我的俳优生活》一文中写道,“年假回到上海,同居汪君良先生,很兴奋的告诉我道:‘我们又要演戏了,此次的规模甚大,由一位姓朱名树鹤的发起(就是现在的朱双云先生),事务所就设在他家里。现在正在筹备,预备在新年里演五天戏,并且还要公开售票。所得票资,完全助赈。你要过戏瘾吗?我介绍你入会。’当天傍晚,我就随着汪君去了……开明会原欲连演五日,后来恐怕力量不济,只演了三夜,共演新戏十出,已经打破了上海学生戏的纪录了。他们的戏名,都取改良二字,如《政治改良》《军士改良》《家庭改良》《教育改良》等,隐然以改良风化自负……开明演剧会,虽僻处城内演出,但与上海话剧的发展,却影响很大”。[ 汪优游:《我的俳优生活》,《社会月报》1934年第1卷第2期。]开明演剧会的演出,朱双云亲自出场,他扮演一位灾区的难民。为了表现灾民之饥饿难耐,朱双云“竟……拿起一枝洋蜡烛来推在嘴里,连啃带嚼的吞了一枝下肚”,[ 同上。]急得他在台下看戏的父亲大声叫喊不能吃。
朱双云及其参与演出的同学可能都不曾料到,这次自发的学生演剧,在中国话剧演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此为素人演剧售资之第一声”,[ 鸿年:《二十年来新剧变迁史》,《戏杂志》尝试号1922年。]首开新剧演出为灾民募捐之先河。此后,朱双云又先后组织、参加了“一社”、“仁社”、余时学会、上海演剧联合会的新剧演出,演出的地点则由老城厢移到了租界石路的天仙茶园等地,影响日渐扩大。
1910年,21 岁的朱双云从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谢绝小学任教之职,开始了剧评写作的生涯,以“小子”的笔名发表了不少的剧评文章,还担任了《黄浦潮》《图画剧画》的编辑。《图画剧报》的主编是郑正秋,朱双云遂得以与郑正秋有了深入的交往。
1913年9月,郑正秋成立了中国话剧演出史上第一个以演“家庭戏”为主的商业剧团——新民社,朱双云便辞去了《图画剧报》的编辑,“以全力来襄助正秋先生,经营新民社”,[ 朱双云:《初期职业话剧史料》,文汇出版社2015年4月版。]从此投身于职业话剧的商演之中。
1914年5月,朱双云出版了对其一生都影响巨大的著作——《新剧史》。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亦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话剧编年史。正是得益于这部史书,我们才能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历史进程,有一个基本准确、清晰的认知。今天几乎所有涉及中国早期话剧历史的著作或文章,都或多或少地会提及朱双云。也正因为此,朱双云的名字才没有从我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
朱双云是一位高产的作家,除了《新剧史》这部成名作之外,他还著有《初期职业话剧史料》《菊部珍闻》《中国之优伶》《三十年来我的戏剧生活》和《廾年湖海记》等。除此之外,朱双云还在《笑舞台》报上连载了《新剧六年记》、在《社会日报》上连载了《郑正秋别记》《匡庐消夏录》等;在1941年的《学生之友》杂志上发表了《三十年前之学生演剧》、1944年的《天下文章》杂志上刊载了他的遗作《我与戏剧的关系》等文章,此外还有《碧血黄花》《平壤孤忠》《汪精卫卖国丧身》等6个可以找到的剧本。
《菊部珍闻》和《中国之优伶》并非完整的著作,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双云连载于胡雄飞主办的《社会日报》。因抗战军兴,未能在朱双云生前成书出版。笔者分别于2018、2019年将两书从《社会日报》中辑录出来,单独成册,由学苑、文汇出版社出版。至于《三十年来我的戏剧生活》《廾年湖海记》二书,目前仅存书名,不详内容,不知还是否存世。
朱双云在“襄助”郑正秋经营新民社期间,时常登台,我们在当时新民社的演出广告中,几乎可以天天见到朱的身影。他在剧中他常扮演的角色有学究、律师等,“穷穷力辩,辟易千人”。新民社在日后激烈的商演竞争中,不敌民鸣社。不得已,退出上海的新剧舞台,转赴汉口。作为新民社的得力助手,朱双云于1914年7月离沪赴汉口,这是朱双云一生中首次的汉口之行。
新民社在汉口短暂的旅行演出结束后,朱双云未随郑正秋返沪,而是滞留在了汉口,开始了其一生中经营剧场的尝试,汉口成为朱双云的第二故乡。1915—1927年间,朱双云为了生计,常常奔走于沪汉之间。1916年3月,朱双云邀汪优游、徐半梅、欧阳予倩等人组织了大成社,进驻上海笑舞台,演出“高尚新剧”,这是他首度与欧阳予倩合作。欧阳氏在笑舞台期间,最为出色的便是他合璧中西艺术之特长,创造了“红楼歌剧”,一方面为笑舞台赢得了声誉,另一方面高昂的开支最终拖垮了朱双云的大成社。1918年4月,朱双云“卷土重来”,二度进入笑舞台,并创办了《笑舞台》报,成为迄今尚存的反映中国早期话剧运动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但好景不长,朱双云因在宁波经营的美华戏园以及与大声公司的债务问题而涉讼不断,致使笑舞台“营业遂至日落,公司遂至不振”,[《朱双云脱离笑舞台启事》,《新闻报》1918年6月22日。]不得已再度脱离笑舞台。
1922年,朱双云协助昔日的好友顾无为在大世界经营导社的乾坤大剧场,他主要承担编剧的工作。这期间他为导社编写了大量的历史题材的剧目,如《满清三百年》《吴三桂借兵》《秦始皇》等,均自出朱的手笔,可惜的是这些剧本都已无法觅其踪影了。1926年顾无为离开上海赴香港,上海的导社解散。朱却高擎导社之旗帜,继续在汉口以导社的名义上演新剧。因演剧内容进步,被汉口市北洋政府的警厅查禁。不畏强暴的朱双云奋起抗争,他在报端公开发表《导社临去宣言》,指责汉口警厅之暴戾,不惜“毁家兴讼”,欲以一己之力,通过法律诉讼之渠道,全力抗争,却因势单力孤而失败。1926年8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汉口的政局为之一变,朱双云便借机立即“在立大舞台恢复了导社”。
1928年汉口的导社结束后,朱双云开始把主要的精力由新剧转入了戏曲。
朱双云对戏曲的嗜好,始于光绪末年。为了能全部听清楚戏曲的唱词,朱双云邀集了五、六位戏曲爱好者,一同坐在前排听戏,每人分别将其听清楚的唱词记录下来,再汇集整理,“历十数次之听闻,始得有一完全剧本”。[ 朱双云:《菊部珍闻》,学苑出版社2016年9月版。]由于常年出入戏园,朱双云经人介绍,与贵俊卿、新舞台的夏氏兄弟、周凤文、曹辅臣等成为了挚友。这段经历,更加增添了朱对于戏曲的热爱。导社解散后,朱双云与方红叶再婚,定居于汉口,以经营剧场为业。这期间朱双云多次往来于沪汉之间,为汉口的戏曲演出邀请角色。其在汉经营剧场期间,最为出色的一项工作便是对长期以来戏园的陋习进行改革。他于1934年10月联络了刘荣升、卢秋兰、赵小楼等人,成立了一个“标准平剧团”,租赁了汉口的维多利电影院,将其改造为剧院。朱双云不仅对剧场内部的硬件设施进行了改造,加宽加深了舞台。新剧院还废除了案目制,实行对号入座,剧场内不卖茶点零售,不递手帕,不得收取小费,革除了乏味的“开锣戏”等,对于净化舞台、整顿剧场秩序,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汉口沉闷的剧坛,得有一线的生机”。[ 汉口《戏世界报》,1934年10月8日。]
1935年8月,朱双云领导的标准平剧团又与汉口的天声舞台签订演出合约。为了扩大影响,朱双云专程从上海请来了毛韵珂、毛剑秋父女为主角的毛家班。朱双云与毛家班的合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夏天。
定居汉口之后,朱双云经营、管理剧场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朱双云旧时的朋友徐半梅曾回忆道,朱双云“最擅长的本领,是创办一所新的戏院,组织一个新的剧团”。[ 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7月版。]当时人对于朱双云经营剧场的能力,亦是有口皆碑,“在长江一带吃戏饭的人,无有一个不知道朱双云……他的办戏馆,无论办前台、办后台,都很有经验。他在前台还会撰广告,他在后台缺少角色时,还会代戏,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他的一生,只有两件事,即开允院与关戏院耳”。[ 铨公:《朱双云的猪头三脾气》,《是非》1946年第5期。]知名报人曹聚仁先生对于朱双云善于经营剧院的能力,印象深刻,曾在《循环日报》的专栏中,专门记述了朱双云剧场经营的生涯。他说“朱双云这一个人,实在有特别提出来介绍之必要。此人在舞台上不过做一个不重要的角色,而且不是天天登台;但他有他的本领,他在演剧以前的本领大得很。分参加组织剧团相当得早,不过他一向不出面,当初知道他的人不多。其实,他和好几个剧团都有关系,他和汪优游交谊最密切。后来他做了郑正秋剧团的秘书,便大大地活动起来。他是一个计划家,所以与其说他做秘书,不如说他为参谋。到后来,他就成了一个戏剧事业家了……他自己没有资本,他会去运动人家来投资开戏院。他邀请角色有独得之秘,好角色往往被他一网打尽……他编排的几出戏虽不能说好,总可以卖钱,保得定台上不致冷淡……他还会写广告,他的戏剧广告更能自成一家,有吸引力”。[ 曹聚仁:《上海春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月版。]
在汉期间,朱双云因长期患肺病,曾数次上庐山修养。在庐山养病之际,他结识了民国时期一位知名的女作者赵清阁,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交。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朱双云的一生都倾注于他所钟爱的戏剧事业上,他似乎并没有特别的政治倾向,但他却是一位爱国的剧人。三十年代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朱双云炽热的爱国情怀,渐渐得以显露。1931年的“双十节”,他在《社会日报》的救国专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年》的短文,文中道:“越王勾践,以十年之生聚,十年之教训。二十年,卒治吴国,而复国仇。中国华民,以十年之蛮触,十年之阋墙。二十年,暴日□占东北,中国几为其沼。同是二十年也,越国之二十年,何其勇,何其荣。民国之二十年,何其弱,何其辱。盖彼有卧薪尝胆之勾践,而我仅有不抵抗政府”。[ 朱双云:《二十年》,《社会日报》1931年10月10日。]文中充满了对当时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愤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朱双云领导的标准平剧团,积极置身于爱国救亡运动,在汉口演出了《芦沟落日》《万里长城》《岳飞的母亲》等极具爱国色彩的剧目。1937年8月,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成立,朱双云被推举为公演团主任。公演团遂决定从9月1日起,每周三举行劳军公演,慰问前方抗敌将士。在此期间,朱双云创作了大量的宣扬抗日爱国的剧本《文天祥》《梁红玉》《万里长城》《卧薪尝胆》《岳母刺字》《昭君和番》《桃花扇》《陈圆圆》等,并要求公演团所属的各个剧团每周至少公演两次。所惜的是,朱创作的这些剧本,均已散失。1937年12月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朱双云当选为常务理事和话剧部主任,与田汉、阳翰笙、安娥等人共事。
武汉失守以后,朱双云没有随大部分艺人重返上海,而是“举家逆江西上,止于重庆”,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任职。在渝期间,朱双云再度与赵清阁相遇,并与之共事。这期间他又创作了《汪精卫卖国丧身》和《碧血黄花》两个剧本,分别由重庆的中国戏曲编刊社国民党中宣部出版。这两个剧本现藏于重庆国书馆,笔者曾费心周折,将其影印,收入2018年9月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朱双云文集》中。
朱双云早年就患有肺病,赴渝之后,愈发加剧,卒于1942年3月31日,在北碚辞世,享年53岁。朱双云去世后,上海的《申报》曾进有消息,称“编剧家朱双云于三月底病逝四川北碚,身后萧条”。[《申报》,1942年5月30日。]
朱双云一生笔耕不辍,即便是在病重期间,“犹日写数千字”。由于战乱和时代的更迭,朱双云的著作大都散落。1941年,在重庆出版发行的第一期《时代精神》杂志上,刊有朱双云的一篇题为《写在〈三十年来我的戏剧生活〉之前》的文章。据此文可知,该文应为朱双云的著作《三十来年我的戏剧生活》一书的自序。然遍访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无此书之下落。1939年4月,朱双云在重庆北温泉数帆楼的三号客舍,完成了他生前最后的一部著作——《初期职业话剧史料》。该书在朱双云逝世后3个月——1942年6月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出版。朱双云生前未能亲眼见到,殊为遗憾。此书出版之际,恰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后方的物资极为匮乏。故该书的出版质量,尤其恶劣。目前所能见到的原版,仅见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馆藏,是较为稀缺的民国早期话剧文献珍本。
朱双云去世后,其生前好友李元龙、胡绍轩、龚啸岚等均撰文习悼念之。在他们各自的纪念文章中,均提及朱双云在临终之际,仍奋笔疾书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之优伶》。笔者在多方查找之后,终于觅见其踪影。经过四年多的努力,笔者从胡雄飞主编的《社会日报》中辑录出《中国之优伶》的残稿,汇集成册,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朱双云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战乱不已。作为一位狂热的戏剧爱好者,他一直以来都在戏剧的园地,孜孜以求,努力耕耘。不论其早年的新剧经历,还是其中年之后的戏曲改革,朱双云都将戏剧视作自己的谋生之道。他没有留洋的阅历,亦不曾有个宏大的戏剧理论,但他却中国戏剧运动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其多年的经营生涯中,朱双云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戏剧观念。他经历过新剧的商演,又在汉口经营多家剧场,他所认为的话剧,“系指各游艺场职业的话剧而言,非所以语于爱美的也”。[ 朱双云:《菊部珍闻》,学苑出版社2016年9月版。]他的这一观点与日后学界的观点,相距甚远。今天很多的话剧学者,都不认可游艺场的“话剧”是属于话剧的范畴的,可朱双云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话剧与戏曲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话剧与戏曲同属于“优伶”,有“专演京剧之优伶”,也有“专演话剧之优伶”。而话剧的门类,更是多达12种之多,有舞台派、滑稽派、零头派、独角派、搭棚派、道情派、魔术派、十景歌剧、旗装新剧、古装新剧、春戏等。关于“舞台派”,朱双云专门解释道,所谓的舞台派是指“专演富于文艺及合乎时代之戏剧,极主重于表情言论,不仅以突梯滑稽,而博观众一粲。民二三年间,此派极盛,春柳社、新民社、进化团、民鸣社、开明社等,其尤著也,今零落矣。而游戏场中之大众社、华光社、九一八社、钟社、新柳社等,犹稍稍存其余绪”。[ 朱双云:《中国之优伶》,文汇出版社2019年8月版。]也许是出于职业的敏感,朱双云长期经营剧场,故而对于活跃在游艺场中、一向不为人重视的话剧小团体,持有一种认同感。而对于这些话剧团体的研究,恰恰又是今天话剧史研究中的空白点。
《中国之优伶》虽是一部残稿,但其所述内容却是作者当年的亲身经历。为了谋求生计,朱双云在定居汉口之后,仍旧时常穿梭于沪汉之间,为自己在汉口经营的剧场寻找合适的演员。书中对于沪汉两人伶人的经济状况、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演剧情形等,均有详细、生动的描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伶界艺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绝佳的史料。
朱双云虽著作颇丰,却大多散失,流传不广,殊为憾事。目前存世的《新剧史》《初期职业话剧史料》是朱双云的代表作,也因年代久远,不易查阅,笔者分别于2015年2月、4月将其校勘重版。
新剧史
朱双云去世于抗战最艰难之际。由于战乱,交通阻隔,他已无法实现魂归故里的梦想,只能要求家属丧事从简。他生前好友赵清阁为其料理后事,并勇敢地承担起他小女儿朱衡的抚养之责,一直供其读到中央大学毕业。
解放后,新中国对话剧史料文献有计划的整理工作,始于1957年1月,田汉、欧阳予倩、夏衍和阳翰笙四人向中国剧协主席团提出的建议——“举办话剧运动五十年纪念及搜集、整理话剧运动史资料,出版话剧史料集的建议”。[ 详见《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1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1月版。]此建议得到了全国各地剧协的响应。时在中国剧协上海分会任职的董天民曾与朱双云有故旧,他便按照中国剧协之要求,向其老友朱双云之女朱衡征集朱双云的相关资料。朱衡便将父亲生前发表在《社会日报》上《中国之优伶》的剪报本,寄至上海董天民处。董在回信中写道:“承你寄我的是老友双云先生在生前著作《中国之优伶》剪贴本一册,是很宝贵之遗墨。将该册已交与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为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周年纪念筹备工作小组登记入册……我回忆朱双云先生还有二本著作,一是《新剧史》,在上海时辛亥革命初期出版,另一在抗战时期重庆出版《早期话剧的史料》。以上二种作品,未知你处有否珍藏?如果是存在,向你征求意见,能否捐献给上海市通俗话剧改进协会(该会就是早期的新剧)而作资料保藏?我是过去有一本的,在一九五四度中央戏剧学院来上海搜罗早期话剧史料时,所有一切都与欧阳予倩了。”[ 按:此信函之原件,保存在上海图书馆近现代名人手稿馆。]朱双云的女儿朱衡是否还藏有朱双云的这两部著作?是否捐赠给上海上海市通俗话剧改进协会?均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1958年出版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中,既没有收录朱衡捐赠的《中国之优伶》,更没有收录朱双云其他的两部著作。在涉及早期话剧史的文献中,仅有欧阳予倩的两篇文章《回忆春柳》和《谈文明戏》。
朱双云与欧阳予倩同庚,2019年纪念欧阳予倩的活动,多有开展(欧阳予倩值得纪念),而与之同岁的朱双云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为被历史忘却了的人物。朱双云先生去世后,其生前好友在北碚发起了“朱双云先生追悼会暨筹募朱双云先生遗属教养基金公演”,并在《新蜀报》上辟出“追悼朱双云先生特辑”专版,以资纪念。阎金锷先生在特辑中撰文,称朱双云先生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他“所编的剧本中,无不表现着他的丰富的戏剧经验和卓绝超逸的戏剧结构,也就由此而确定了他在戏剧史上的地位”。
作为中国早期话剧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朱双云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