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再次出演漫威的2个巨星,雷神女友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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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年俗迥异,“年”的背后展现给你的是一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史诗。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忆年”专题,讲述那些年,那座城,那个村庄,那些与年有关的人和事。

澎湃新闻 龚唯 制图

童年时的年味是从一封北京来信开启的,那是外公的来信。上世纪70年代早期,在全国物资匮乏的年代,每到春节,外婆家却开着流水席,整整三天里,大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这一切,全赖我家有个在京城挣钱的外公。事实上,外公只是北京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匠,50年代初,首都要大兴土木,建造十大建筑,到全国各地搜罗手艺高超的师傅,外公凭着一手木匠的好手艺入选了,赴京做起了“劳保工人”,用现在的话说,外公孤身北漂,且工资不低。据说,人民大会堂那弧形的主席台就是外公的杰作。为此,他还得到过一枚奖章,只是那枚象征着荣誉的奖章被当作了孩子们的玩具,玩着玩着就丢失了。我长大后,问起外公此事,他笑笑答,我凭手艺能养活一家子,这就够了。

我的外婆家在浦东花木,曾经以种植花草树木历史悠久而得名,如今属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世纪公园板块。1970年代,这里还是一派江南农村的标配景致:有小桥流水,黛瓦灰墙的水乡古镇——龙王庙镇;有静静流淌绵长数十公里,最终奔向黄浦江的郁家浜;有被农田环抱的村落,当年的民居建筑风格,被现在建筑学家定义为沪郊乡土的符号——“绞圈房子”,现存沪郊的“绞圈房子”,经专家勘察已经不足十幢,成为建筑“活化石”。外婆家的村落,唯一与众不同的是有一座西式教堂,教堂的尖顶高高的,十字架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避雷针。我家住浦西,去外婆家,要坐26路到外滩,再转65路,再乘摆渡轮过江,然后坐长途汽车——塘川线或沪南线(此线路至今还在),到小张浜站或龙王庙站下车。下车眺望,马上就能看到教堂的尖顶,它成了我们的指路针。

现在算来,1970年代,我的外公外婆尚属五十多岁的初老年,一年一度,牛郎织女,春节相会。进入腊月,外婆的视线常常移向门前的乡间小路,她在等着邮递员送信来。乡村邮递员,会准时送来北京的来信,外公会在信中告诉外婆他大约几号动身。外公的来信,犹如一声发令枪,外婆就像运动员一样开启了我家的“过年模式”。一切都是约定熟成的。外婆胸有成竹,时时安然,处处井然,有条不紊地为了大家庭的三天流水席的聚会而忙碌着。待到电报到来,外公是真真切切要回来了。舅舅和小姨还有妈妈会去北火车站接外公,凭电报,可以买到接客的月台票。有一年,妈妈带上了我,趁着接外公,她要把我早早送去外婆家。

记忆里春节前夕的北火车站一如而今的春运,人流川流不息,大家都手拿肩扛着大包小包,月台上的接客人都焦急地踮着脚、手搭凉棚望向铁轨伸向的远方。那个年头,能准时到站的火车很少,晚点误点是常态。待到一列绿皮火车冒着滚滚白烟驶入站台,所有的焦急不安的接客人群如潮水般涌向一节节的火车车厢。印象中,用扁担挑着前后两个大包(也许是两只箩筐)的外公在月台上出现了,外公瘦小的身影由远而近,外公的棉衣敞开着,头上冒着烟,手上抱着一只灰色的小包,我知道那是外公每年都带回来的宝贝。整整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外公守着两只大包,大包里是他辛苦一年,为大家攒下的年货和礼物。那些年,一年一度,外公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圣诞老人,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准时来与我们相会。

接到外公后,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妈妈返回单位上班,外公牵着我的手,我们又坐65路车归家。快到家了,远远的,我们看见田埂上站着熟悉的乡邻们都在向外公挥手,欢迎外公回家。此刻的外婆站在屋前的场头上,也等着丈夫回家。冬天里,外婆穿中式大襟棉衣,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只发髻。外婆比外公高而壮实,长着那个年龄少有的大脚,外婆为人善良,又有主见,是整个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外婆早已经为外公准备好了滚烫的洗脸水,洗一把热水面,吸一口深深烟,外公坐在八仙桌前的长凳上,此刻的他是踏实的,旅途的疲劳顿时消化了大半。外公从口袋里摸出一串雕刻的小核桃送给我,那是他空闲时候雕着玩的,形状有花篮、小船……送给孩子们玩的。

外公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早早的外婆就让我睡觉了。我睡外婆的雕花大床上,放下布帐,整张床就像一个封闭的小世界,我以为它属于我和外婆。事实上,那是外公外婆的婚床,外公才是床的主人。半夜里,我突然醒来,抑或我是被吵醒了,我发现一只男人的脚,我吵着叫着不要老头子,外婆无奈地只能爬到我这头哄着我。渐渐地,我睡着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那是我平生清晰记得的第一个梦境,像照相机那样“咔嚓”一声,变成了影像,牢牢刻在我的脑海里:梦中外婆家的田野里突然冒出了许多幢楼房,一幢幢,灰蓝色的,从远处出现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背影,推着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个看不清脸的老人。随后,他们遁进一幢楼。从童年起,这个奇怪的梦萦绕着我,常常会浮现……

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外公外婆起床了。外公穿着外婆新做的棉鞋,轻轻地拉开门栓出门。外公去龙王庙镇茶馆喝茶,那是他探亲期间每天雷打不动的打卡地。冬日的清晨,大地还笼罩在淡淡的薄雾中,地里的庄稼上凝结着白白的霜露,东方的天际线泛出浅玫色的天光。外婆目视着外公的背影,外公走在弯弯的田埂小路上,远处有袅袅炊烟已经升腾。外婆是不会懂得水墨意境的,想来她只是异常珍惜外公探亲的每一分钟时光。外婆年长外公一岁,八岁来外公家做童养媳。相对于故事中描摹的悲惨的童养媳生活,外婆是幸福的。外公一生勤劳,又有一手好手艺,某些浦东男人酗酒、赌博的恶习,外公均不沾,最多喝点小酒,抽根好烟。外公外婆恩爱一生,外公赚到的钱,一五一十,上交外婆。现在想来,昨晚,那是外公外婆小别一年团聚的第一夜,我才是只“电灯泡”。

外公去镇上喝茶,打卡地第一站是茶馆,老兄老弟们早已经计算着外公归家的时间;大家喝喝茶,聊聊天,毕竟外公在首都工作,见多识广。其实外公不善言谈,喝壶茶,抽抽烟,了解了解家乡的新事才是外公的目的。1970年代,浦东乡间最大的话题是造楼房,推倒祖宗的“绞圈房子”,造两层的小楼是大家最大的心愿。在川沙、南汇两县中,除了塘桥地区,花木是最富庶的。花木人把北蔡以南、以东的地区称为“南头”,有女儿的人家一般是不会让女儿嫁给“南头人”的,娶媳妇,除非特别穷的或有别人原因,也不娶“南头人”。喝茶时,外公得到一个重要信息,花木家家要想造新房,目前最缺的是好木匠,一个好木匠的日工资已经涨到每工十元,二十元了,还是老师傅难求。这让外公异常兴奋,想象着自己能早日退休,回家大干一番。每月能挣三四百元,那个诱惑实在太大了。大家恭维着外公,毕竟建造京城十大建筑的功臣的美誉早已经在家乡广为传播,成为传奇。

喝完了茶,外公会去早点铺打卡,吃碗面,或者吃些家乡的早点。一碗阳春面,一副大饼油条,那是他在北方一年的念想。北京豆汁的味道他这辈子都吃不惯的。接下来,外公打卡理发店,熟悉的师傅看见外公进店,格外眉开眼笑。外公躺下,不用说,热毛巾敷上,惬意顿时袭来,加上喝了热茶,点心,外公舒服地闭上了眼睛。外公的下巴处,和伟人一样,也有一颗痣,只是痣上,顽强地长着几根胡须,外公称为“牙须”,从不让人修掉,只有家乡理发店的师傅才不用关照。外公付了修面理发的钱,找头当然不会要的,探亲时的外公有点财大气粗的感觉。

接下来,外公要去买买买,镇上的南货店,河边的自由市场,彼时,“资本主义的尾巴”怎么都铲除不尽。外公天天买得开心,为来为去,为了三天的家庭流水席,家里人大大小小坐下来三四桌,连吃三天,这个开销,当年也只有我的外公外婆能做到。沿着郁家浜的河堤,提着斩获的“战利品”,外公心满意足地回家,遇到河边钓鱼者,外公又会停下寒暄几句,又顺手撸了些鱼,外公喜欢吃红烧鲫鱼。

日上三竿,外公回家,此刻外婆也已经劳作了半天。过年了,所有的被褥要洗刷,新棉花弹的棉被要绗好,给上海来的女儿一家睡(就是我家),那时候浦东人把浦西人称为上海人;自家种的黄豆要泡起来(外婆种的黄豆又大又糯,豆种来自我家邻居蚌埠外婆,豆名“牛踏扁”);糯米粉要磨好,那是做菜肉汤团和枣泥汤团用的;宽大的笋干已经浸泡好;村里已经定了杀猪日,都知道外婆家是大户;谁谁谁的羊也已经预定好了……外婆一切运筹帷幄。

午饭后,外公开始忙活。他的工作是刨笋干。泡好的大笋干,夹起,外公用木刨来刨笋干,随着刨刀的起落,笋干像片片雪花落下。一般,外公要花二三个下午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外公的木刨刀是不让人碰的,那是他的“吃饭家什”。外婆家的笋干烧肉,其实是两道菜——红烧肉烧笋干和腌肉烧笋干,一红一白,都是家庭聚餐时的硬菜。刨好的笋干还要浸在大大的木盆中,等着外婆来烧。外婆先烧白煮笋干,腌肉是外公带回家的,外公用自己北京居民的肉票买了肉,用盐腌起来,积攒着带回家。外婆让我和她一起坐在大灶头后面的炉膛前,外婆用点着火的稻秸秆点燃了炉膛,然后关照我看着火,火暗下来了,叫她。然后,她开始烧腌肉炖笋,慢慢的,一股股肉的香味溢满了全屋,引来那只大黄猫上蹿下跳。年的味道悄然无息地降临了。

大约是腊月二十八的上午,外婆关起门,神秘兮兮地搞起“迷信活动”——祭祖。这在当时绝对属于胆子大的。外婆爬到阁楼上,取下只精致的小木盒(等我工作后,知道了那是只红木的拜帖盒),小木盒里藏着外婆的秘密,一卷洒了金粉的红纸。祭祖完毕,外婆卷了几圈红纸,把它缠在秸秆上,然后引火点燃了秸秆,让我跨过去(江南跨火的习俗,预祝来年红红火火)。外婆祭祖祭的坦然,在她心中永远有祖宗的位置,她才不管什么“迷信”,她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彼时,外婆也有自己的烦恼,舅舅是四房合一子的独苗,结婚七八年了,舅妈肚子一直不见动静,外婆嘴上不说,心中焦急万分;小姨待字闺中,怎奈还未找到夫家,且小姨心思活络,总做着越江做上海人的梦,正在和一个“外工”(在外地工作的上海人)谈恋爱,外公强烈反对。外婆的烦恼,谁人能知?外婆的苦衷,谁人能识?外婆只能与祖宗说说,求老祖宗保佑。现在庙堂没有了,教堂虽在改成礼堂了,但外婆家信仰观世音菩萨。

外婆家的家庭聚会是从初一到初三的三天流水席,终于开席了。初一一大早,出嫁的三个女儿带着女婿及孩子们回娘家来,加上舅舅舅妈,小姨,还有姨婆家的孩子都来了。外公给每家都准备了一件礼物,都是北京产的日用品,羊毛围巾、棉毛衫裤(秋衣秋裤)、被面、衣料、毛线……姨妈们拿着礼物,开心地评论着北地日用品的实用与粗糙,棉毛衫裤穿着扎人但穿不坏,毛线颜色有点土气。最早时候,外公还带回来北京产的糕饼,被小姨揶揄为可以砸伤狗。事实上,外公带回了物品中,最多的都留给小姨做了嫁妆。花木地区嫁女儿规矩多,尤其是床上用品,当年都是需要用专用票子买的紧俏货,外公早早地就已经为小女儿准备了。

正餐在中午时分准时开席,三四大桌,冷菜早已经备妥,热菜由外婆掌勺。外婆家的家宴,冷餐永远有这样几道:阉鸡、白切猪肚、羊糕、蛋卷夹肉、四喜烤麸、皮蛋肉松;热菜中的笋干烧肉(红白各一碗)、红烧鲫鱼、红烧羊肉、黄豆炖猪脚是提前准备的;外婆现烧的菜有:炒时件、炒花菜、炒塌菜、炒鱼块、炒腰花;砂锅汤也没有悬念——三鲜汤,用鸡汤熬制,内有肉圆、肉皮、鸡肉、肚片、蛋饺、咸肉,外加粉丝、大白菜叶,端上桌时,嘟嘟冒着泡;主食除了米饭外就是菜肉汤团、枣泥汤团。

外婆家的家宴,也是有规矩的。主桌在上,中间坐外公,边上是儿子、女婿和外婆的外甥;接下来三桌女儿们、儿媳妇、外孙们、外婆的外甥女等等随便坐,只有小姨是可以混在主桌上喝酒的。外公不会发表什么新年贺词,外公先给孩子们发压岁钱(外公早早去银行换好了新钞票),从最初的每人2角到后来涨到每人1元,十几个孩子的压岁钱在当年也不是一笔小数字了。我排队站着,等着拿我的压岁钱,我和外公间有个小秘密,先拿一份,外公择时会再奖励我一份。开席的时候,外公拿出了他每年带回家的宝贝——一瓶茅台酒。外公亲自为儿子、女婿、外甥斟上一盅酒,千言万语都在酒中,外公不会嘱咐什么,但什么都说了。上世纪70年代,这样的家宴,连吃三天,按今天话说,一个字——壕。

大家欢畅吃着,外婆忙着烧,累的时候,外婆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块东西放进嘴里嚼着,那是外婆此生唯一舍得买给自己吃的零食——拷扁橄榄。那是外婆农闲时来我家玩,妈妈陪外婆去淮海路逛街时,外婆在食品二店买的,每次她都买上半斤拷扁橄榄,奖励我一只,其余的外婆存着,慢慢享用。

待到酒酣饭饱,外公桌上的个别女婿坐不住了,此刻的外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道女婿的心已经飞到牌桌上,浦东地界的杜老倌好赌,聚众赌沙哈,21点。外公看不惯,但女儿已嫁,他又奈何不得,只能期盼小姨嫁得好些,所以,当小姨嫁给一个“外工”时,外公的心真的碎了。在女婿中,外公最看中的是我的爸爸——上海女婿,尊敬老人,顾家,爸爸的美德赢得了外公家族所有人的喜欢。外公给爸爸斟的酒,爸爸陪着外公慢慢品,不再多喝一盅,茅台酒喝完,大家开始喝七宝大曲时,爸爸再喝一盅。酒喝高了,外公开始絮絮叨叨,他的心里也有梗,陪着外公的始终是爸爸。

春节里,外公与我玩着一个“游戏”。外公对我说,“妹妹,过来,看看这两个字你认识吗?”我和外公蹲下来,外公找一根小树枝,在泥地上写上“甴曱”,这两个字,我怎么会认识呢。外公坏笑道,“看看不认识吧,你要好好读书哦。”这两字那么“促狭”哦,外公大笑道,这两个字就是读“促狭”啊。外公嘱咐我,“妹妹,你要好好读书哦,长大当老师。”外公从口袋里摸出了我的第二份压岁钱递给我。“长大当老师”是外公对我的期望,若干年后,我真的当了老师,实现了外公对我的期望。工作三年后,我又改行当编辑,天天与文字打交道。我知道“甴曱”在旧上海报纸中时有所见,用来形容令人讨厌的刁钻、阴险的人或物;但“甴曱”不仅读“促狭”,“甴曱”,还可以读you yuē,意思就是“小强” 。外公与我的这个游戏,每年都上演一次,以后每次我都装着不认识“甴曱”,每次都让外公坏笑一次,而我多得一份压岁钱。

外婆求祖宗保佑显灵了,舅妈终于怀孕了。事实上,外婆求祖宗保佑的同时,还请来她的表哥——一位正在扫地、靠边站的中医,悄悄来帮舅妈看病。又是一年春节到来了,表妹出生。如花似玉的表妹一出生就秒杀四乡,粉嫩嫩的可人儿,一对大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外公笑得合不拢嘴。春节里,外公和队长(村长)商量,请队长同意,外公家邀请全村村民来喝孙女的满月酒。队长破例同意了。从“破四旧,立新风”开始,村里就没有办过隆重的宴席。那年春节,外公外婆大摆酒席三天,全村人犹如狂欢。大油锅燃起的时候,乡村过年的红火时光又回来了。

又过了两年,表弟出生,外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我的表妹的确出色,她成了四乡孩子的榜样,貌美如花又聪明乖巧,好几家生了女儿都取了与表妹相同的名字。表妹是村里读书最出色的孩子,考取了同济大学,本是希望爷爷造房子,她来设计房子的,不料,虽考取了建筑系,却读了建筑系的工业设计专业,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也许是血脉相连,表妹是我合作过的设计师中与我最默契的。

外公退休了,请外公建造房子的乡邻踏破了外公家的门槛。外公辛苦地大把挣着钱,外婆操持着繁重的家务。又是一年春节前夕,外婆突发脑溢血去世,外公家的天塌了。按照浦东规矩,外公把外婆存下的钱都交给了舅舅舅妈,那是1970年代中期,外婆存下了一万元的巨款。舅舅俨然已是花木首富。十年后,中国改革开放,一批先富起来的万元户被大家歆羡。

外婆走了,从此,外公家的春节流水席停滞了。外婆去世的第二年春天,村里人发现,外婆分享给大家的“牛踏扁”的种子都没有发芽,大家都说“牛踏扁”被外婆收走了。外公做不动木匠后,每天除了喝酒就是看连环画,他最喜欢看的连环画是《三国演义》。外公90岁时,劳保工资(退休金)每月涨到3000元。某一天,外公无疾而终,那时新世纪的曙光已经降临。

2002年,妈妈突然去世,为了接父亲与我同住,我决定搬家。有搬家的念想不到一周,朋友介绍了我们一套世纪公园的二手房。当我来到小区门口,那个童年梦境突然出现,我知道,我别无选择,命运已经为我做好了最好的安排。此地就是小张浜,兜兜转转,我们又回来了。

十几年后,我推着轮椅走在花木的马路上,轮椅上坐着我亲爱的父亲。我们走进家门。2017年,爸爸远走,留下三颗舍利花开。

又是一年春节,我们迎接新的猪年到来。我的外公属猪,冥寿108岁。

(作者系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作者: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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