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土壤中发展的耕读文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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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文化是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之交的“理学真儒”张履祥在《训子语》里曾经说过，“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成为提倡“耕读传家”的典型代表。

中国古代士大夫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可见，耕作、书卷、田地，曾是古人的奋斗目标。

耕读精神和耕读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人生活方式，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情操和旨趣，而且对其人生理想和治学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更高的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

与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后的大部分时期不同，中国社会早在春秋之时即因为孔子所开创的民间教育的兴起，促进了民间讲学的繁荣。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有读书人或避乱隐居，或世代生活于湖边乡下。他们一边劳作，一边读书，或方塘半亩、或草屋几间，或耕作稻粟、或渔樵桑麻，或为佃户只能夜半读书为文，或略有家产可以凭几吟诵寒梅诗札，耕读也因之成为中国的一种乡村文化特色。在那个没有公共图书馆的社会里，不少地区的藏书楼、书院都起到了文化聚集与扩散的功能，并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着耕读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读圣贤书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特权，而是整个社会对所有人的一种道德要求，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和扩散的社会使命感。

耕读是“耕”与“读”在精神上的高度结合。有“读”之“耕”体现了读书是为了做到明心见性和安身立命，有“耕”之“读”才能保证做到格物致知、洞察世事，修身、齐家、治国，而不是为了区区稻粱之谋。正因为耕读的精神已经内化在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中，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因此，所谓的耕读才不是皓首青灯伴古卷，而是意味着通过读书与圣贤对话的一种情趣和责任，耕读历来不是他们一种带有矛盾心态的选择，因为对耕与读的任何选择，并不意味着对另一种选择的放弃。

耕读正是士大夫借以养其浩然之气、保持人生气节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子孙相约事耕耘”（见李商隐《子初郊墅》）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了自己践行忠孝仁义、坚守读书人气节、报国入世等人生抱负，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陶渊明种豆于南山、王夫之隐于湘乡山中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直到民国时期，一些老派文人仍然对此种人生方式依依不舍。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耕读文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明代学者陈白沙的教学方法即是带上弟子去游山。所以，耕读文化可以铸造真正的学术，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传世名著成于耕读之中。徐霞客跋涉于荒山野岭，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等，正是耕读文化的自然延伸。 （本篇完）